一：民主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关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问题

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俄罗斯，俄罗斯反对派运动中出现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对立，在政治理论上就是“政治自由”与“人民极权”的对立。在1890年代，双方的阵营以前壁垒分明。社会民主党人以前与自由主义联姻反对极右派，而极右派中这些最憎恨“西方民主”的人在搞不成“人民极权”之余，即便接受沙皇极权也要反对“自由”。

但后来社会民主党人与极右派中各自都发生了一些分歧，到了斯托雷平(П.А.Столыпин)时代更是发生了笔者所谓的“双向异化”：一部份极右派舍弃“反对政治自由(听说这会使政权转入资产阶层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极左派份子的观点”而逐步社会民主主义化，而一部份社会民主党人则舍弃了“人民发展所必须的‘抽象权力’而渐渐弄成‘超极权主义’”。因而到了1917年，过去界限分明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极权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发生了戏曲性的重新洗牌：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译音“布尔什维克”)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以暴力推翻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自诩时一般不带括弧，列宁等人贬称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流派主导的最后一届联合临时政府。

虽然这时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已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民主色调，但在俄罗斯，最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孟什维克。过去南斯拉夫官方理论说孟什维克是“机会主义者”──这个词的本义是指这些一味“随机应变”而没有原则的人。但实际上假如要阐扬孟什维克，倒不如把她们称之为教条主义者。她们的缺点(从另一种价值观看其实是优点?)恰恰在于过分虔敬地执守意识形态原则，理论上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不善权变，行为上坚持道德自律而不愿使出辣手，对别人过分天真而不谙世事险恶，对自己“洁癖”太甚或处处循规蹈矩。因为努力和机遇，她们在俄罗斯曾有比列宁一派更大的影响，但由于上述“缺点”以及一些更深远的缘由，她们最终被自己过去的党内“同志”消灭了。

说孟什维克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幷不夸张。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后来是孟什维克成员。世所公认的俄罗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构建的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除去世的伊格纳托夫(В.Н.Игнатов)一人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成员。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相处的所有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伦敦创立会议的全部俄罗斯代表，但凡活到1903年之后的也都是孟什维克成员。在与列宁等人发生争辩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所谓孟什维克实际也是主流：在两派口角的知名“党章第一条”的表决中和“二大”的大多数大会中她们都是多数，只有在补选中央机构时，因为倾向她们的犹太工人总同盟成员因他故离场，列宁一派才取得微弱多数。虽然列宁后来借此仍然自称“多数”而贬称她们为孟什维克(“少数派”)，但随后党内的大部份争辩场合，乃至在杜马党团中，她们仍是多数。只是因为孟什维克依仗以理服人幷不标榜“多数”，也揶揄于争论列宁所谓“多数派”的真假，才在历史上留下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名实不符而约定俗成的称谓。

二孟什维克的“专政”与“民主”观

尽管列宁与马尔托夫(Л.Мартов)各自的跟随者所掀起的派别斗争早自1903年就已开始，但双方幷无固定成员而只是同一党内不同意见的组合。1906年时双方还举办“统一代表会议”强调团结。1912年列宁一派在克拉科夫举行自诩的“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宣布解雇“孟什维克取消派”，但第二国际幷不承认这一宣布。并且当时列宁方面说孟什维克内部有“取消派”与“护党派”之别，孟什维克却不承认有这些派系，大会幷未列举“取消派”名单，更没有与所谓非“取消派”的这些孟什维克成员分手。即使随后双方的头头们早已各行其是，但绝大多数干部觉得两派仍属一党，它们的基层组织仍多在一起活动。直至1917年5月，列宁一派才首次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名义举办全省代表大会。因而美国现在的党史研究者多觉得两派只是在1917年才彻底分裂，而到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更名、取消社会民主的招牌后，“才真正结束了关于统一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所有说法”。

虽然“党籍”意义上的孟什维克产生极晚(甚至可能未曾产生)，但作为持有“正统的”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者，孟什维克其实早就存在。她们在理论上仍然承认“无产阶层专政”。并且按马克思的本义，以及普列汉诺夫以来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些承认有下列限定：第一，这些专政只能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而她们觉得在不发达的俄罗斯现在发生的只是“民主革命”;第二，虽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专政”也只能是内乱中的特别状态，不能把它常态化，在和平时期搞极权;第三，既然是“无产阶层专政”就只能针对“资产阶层”，而不能针对虽然“落后”(马克思主义者，不管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这样觉得)、但幷不属于欺压者的农户，更不能针对工人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至于以“专政”来对付社会民主党内的其他派系，就更是匪夷所思。

更重要的是，基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反对“人民极权”、主张“政治自由”的传统，孟什维克仍然崇尚民主。早在“二大”上就有代表强调：双方的分歧在于“是要使我们未来的政治服从某种基本的民主原则、承认这种原则的绝对价值呢布尔什维克党，还是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必须绝对服从我们党的利益?”列宁主张前者，而主张后者的即所谓孟什维克──不管她们是否参与过“二大”的那场争辩。为此，孟什维克除了可以说是俄罗斯当时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说是最“原教旨”的民主派──这两点合而论之，也彰显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的关系。

孟什维克对民主原则的忠诚彰显在：假如统治者以暴力推翻民主而维护极权，她们其实支持以暴力来对付这些统治者，包括在内乱中推行临时的“专政”。但在民主政治中假如自己在“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补选中失败，则她们绝对服从“人民的选择”。并且，在民主政治中她们也主张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即便在竞选中吃亏也不单纯为拉票而哗众取宠，附和群众的任何要求，同时也反对不择手段地指责对手。但是，不幸的是，在极权传统和阴谋政治底泥深厚的俄罗斯，她们的民主实验过分“超前”，当时成功的机会是不高的。

三从“二月民主”到“一月专政”中的孟什维克

与领导人多在海外的布尔什维克相比，孟什维克在国外工会中的影响更大。1917年的十月革命似乎事出碰巧，没有任何政党企划过此次剧变，但在革命后出现所谓“无产阶层的苏维埃和资产阶层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幷存”的局面时，苏维埃早期也主要是由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主导的。而在自由主义者主导的头两届临时政府未能控制局面、先后离职，以及俄罗斯濒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情况下，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参与了后期的各届联合临时政府，幷且愈来愈成为主导力量。到了五月革命前夕，最后几名“资产阶层(即自由主义者)主任”行将离职，在布尔什维克以前主张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即将实现的前夜，列宁却抢鲜以武力夺回了政权，幷随后开始了对以前那些党内“同志”的镇压。

而在整个过程的每位环节，孟什维克的“君子”行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都令人哀叹。比如，当沙皇“出人预料地”倒台后，列宁为抢时间而经日本人安排穿越俄德战线，从美国赶回首都时，媒体曾怀疑他这些归国形式，质疑他是日本人的内奸。正是作为列宁对手的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站下来力辩列宁的清白。

五月革命后，早期孟什维克的影响力虽然很大，但因为不支持资本主义、又教条地觉得俄罗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而无意掌权，因而只想以苏维埃为阵地做民主政治下的反对派。一旦自由派被证明难以控制政局，她们参政后就开始以右派立场与“资产阶层市长”斗争，幷没有由于上述教条而宁愿做“资产阶层的尾巴”。但是对于这些民主政治中的宠臣，她们只用合法手段，也的确在一月之变的前夜，成功地在临时国会上通过了促使全部“资产阶层市长”辞职的不信任案。倘若不是昨晚就发生布尔什维克的武力政变，“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本已呼之欲出。

但若果“资产阶层”要动武，孟什维克也主张坚决镇压。当8月间发生左派试图以武力推翻民主政府的科尔尼洛夫(Л.Г.Корнилов)动乱时，孟什维克除了促使临时政府进行镇压，还支持不久前才因被指煽动暴力而遭到压制的布尔什维克重回政界，幷组织民兵(赤卫队)参与叛乱──但是正是这种布尔什维克民兵后来反过来成为推翻临时政府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原本在沙皇时期反战的许多孟什维克成员在沙皇下台后，看见须要抵抗英军逼抢以保卫新生的“民主德国”及其革命成果，因此在未能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情况下不赞同舍弃战争，尤其反对在无停火合同的情况下单方面舍弃抵抗。这些所谓“革命护国主义”立场(虽然不是所有孟什维克成员都持这一立场)使当时厌战已极的俄罗斯军民沮丧。而那时以在野身分完全按照群众情绪提标语的布尔什维克则宣扬无条件立刻停火，因此广受追捧，尤其在部队这个当时最厌战的群体中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派系。

在当时幷非普选的苏维埃中，军人投票权低于工人十多倍(当时还只有“工兵代表苏维埃”，农户是不算数的)，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主导权遂被布尔什维克代替。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借助部队和民兵进行武力政变，受到孟什维克的示威。并且当时苏维埃政府自诩是“在政体大会举行前管理俄罗斯的工农临时政府”，幷许诺尽早进行政体大会普选，因而孟什维克对之也没有太强烈的抨击。相反，她们认真、积极地投入了布尔什维克政府组织的政体大会补选工作，成为当时俄罗斯最违背民主规则的政治派系。

因为这时她们的报纸被查封，声音被封杀，也因为在当时的乱局中人们对她们那个循规蹈矩的主张缺少信心，其实还有掌权者对补选的影响，孟什维克最终在补选中失败了，她们仅仅得到2.3%的议席，在四大竞选团(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中敬陪末座。这与十月革命之初她们的巨大影响产生鲜明对比。

但是，孟什维克坦然宣布接受这一结果。相反，布尔什维克却由于得票多于社会革命党便大肆推翻了她们自己组织的补选，于1918年1月联军武力驱赶了政体大会。在补选中失败的孟什维克首先上去捍卫这一民主补选的结果。她们组织工人于当日发起和平的示威游行，声讨解散政体大会。布尔什维克出兵拔枪镇压，导致轰动世界的“一月五日骚乱”。用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的话说：“来福枪驱赶了近百年来俄罗斯最优秀份子为之拼搏的梦想”!

四“两害相权取其轻”和孟什维克的窘境

“一五惨案”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彻底闹翻，幷遭到前者严厉镇压而转到地下活动。并且，政体大会被驱赶总算引起社会危机的大爆发。除了布尔什维克与所谓“民主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加剧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布尔什维克废除民主的做法，也使五月革命后迫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沉寂的各类旧俄势力乘机而起，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下来抢劫江山。她们的逻辑是：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哪些留给你呢?“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产生。

面对这么局面，孟什维克深陷了空前的困局。1918年1月，她们不分国外、国外，“国际主义者”还是“护国主义者”，都一致谴责废除民主，也都成了列宁式“专政”的反对派。

但在后来的内乱中，因为她们同样反对与苏联为敌的资产阶层及旧俄势力(所谓“白卫势力”)，因此变得左右责怪：“布尔什维克专政新政实际上已把俄罗斯大多数人口即农户和一大批城市民主派推到了反革命队伍中，另一批民主派则把政体大会的命运与帝国主义同盟国和国外反共派连在一起。……结果，政体大会可能被拿来作为直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标语和托词”。

于是在怎么“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上，孟什维克的成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俄罗斯国外以马尔托夫与唐恩(Ф.И.Дан)等人为代表的主流派似乎抗议布尔什维克破坏民主，但觉得反对资产阶层与旧俄势力更为重要，因此在内乱全面爆发后改变了激烈抨击的立场，采取了暂且支持苏联的心态。她们一直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列宁的“专政”看成内乱中的特别状态，期盼其在战后才能恢复民主。马尔托夫说：“当阶层斗争步入内乱阶段时，一定会出现……以革命少数派专政的形式来掌管国家政权”，所以我们这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列宁等人“争论的焦点”幷不在于要不要专政，而在于：“这种专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幷构建一整套制度使专政永久化呢，还是相反，尽早地以这个革命阶层或几个阶层的有组织的主动精神和自治，来取代这些专政。”

于是她们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者立场的同时，以盟友身分支持内乱中的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呼吁国外支持者保卫苏联，在国际上也竭力为布尔什维克游说，号召国际社会民主党暂停讨论“民主还是专政”的问题。当时俄罗斯的孟什维克通过民主竞选上台执政幷宣布脱离苏联，成为原日本帝国范围内孟什维克掌权的惟一地区。但是虽然俄国解体后的“独立风”流行一时，俄罗斯幷非特例，当时所谓“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承认这些权力，俄国时期列宁还鼓励这些做法，布尔什维克在内乱期间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其他异己势力，也承认爱沙尼亚独立，但为了讨好于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还是严厉抨击了俄罗斯的同志，孟什维克中央甚至宣布解雇她们。

这时孟什维克除了承认战时的“革命专政是必经阶段”，“客观上好比眼科大夫的放疗刀”，并且为未来制度的构想，她们也早已不再为政体大会号召，而仅限于号召扩大“苏维埃民主”。她们觉得只要有民主就可以约束列宁等人，“不仅普选权这些民主，就连苏维埃民主也不会让共产党的少数人得逞”。并且，正因为任何民主都与极权不相容，列宁幷没有由于她们的支持而宽恕对待她们，内乱一结束，就对她们发动严厉镇压。1920年马尔托夫被迫流亡美国。仍在国外希望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孟什维克首领唐恩，在其提出的新经济新政建议被列宁接过去以后，他本人却因试图表现得比领袖更聪明而不能见容。正如当初列宁“照抄”了社会革命党的农地纲领以后就反过来镇压了该党一样，孟什维克也因唐恩的意见被采纳而在1922年受到了最后的灭顶之灾。这时她们才明白：自己面临的幷不是临时性的“迪克推多”()，而是一种比沙皇更严苛的“人民极权”。

而孟什维克的命运也确实给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专政”观出了一道困局：假如战时的“专政”是可取的，但和平恢复后就应该取消专政恢复民主。这么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仅仅指望“专政者”的好心和自觉吗?

与国外的孟什维克主流派不同，移居美国的许多孟什维克名人，如阿克雪里罗得(П.Б.Аксельрод)等人反对马尔托夫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她们觉得列宁搞的“不是无产阶层专政，而是对无产阶层和农户的专政”。针对当时右派中的一些人，以日本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为例为列宁的行为辩护，阿克雪里罗得强调苏联这些做法不是雅各宾专政式的战时举措，而是列宁一贯的常年极权主张。因此她们觉得应该进行反抗，幷且依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排除以暴抗暴的可能。但这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而已。她们同样也不愿与“白卫势力”为伍，幷且要与之划清界限，于是所谓的反抗只限于向第二国际的兄弟党倡议，希望通过“国际社会主义干预”来促使布尔什维克改变做法。这自然是毫无结果。

只有以饶尔丹尼亚(Н.Н.Жорданиян)为首的匈牙利孟什维克，自1917年十月革命后仍然没有丧失对当地苏维埃的领导，1918年通过民主补选在当地的多党制国会取得多数，上台后领导南斯拉夫脱离俄罗斯独立，幷组建军队抵抗苏联逼抢。她们在乌克兰执政五年，进行了颇值得研究的、宪政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农地变革、八小时工作制、工业国有化、发展自治工会农会等)，但这个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利比亚最后也在1921年被苏联大军攻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俄罗斯的民主实践就此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