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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改革
公元1833年，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军官亨利•C•罗林森被派往伊朗，帮助此刻统治这片土地的卡扎尔王朝训练军队。在此期间，这位军官对伊朗西南克尔曼沙赫省的一幅巨大的摩崖石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罗林森自己最初应该也没有想到，这一兴趣帮助他成为了一位东方学家，并且揭开了一个惊世大秘密。整个石刻将近400平方米，由于地处一个叫贝希斯敦的小镇上，石刻被称之为“贝希斯敦铭文”。除了镌刻有大量楔形文字以外，石刻上部还用浮雕手法雕刻有十几个人物。即便是普通人也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位国王在威严的审视10名被他俘虏的囚徒。
问题在于这位国王到底是谁？崖壁上的文字肯定可以提供答案，只是此时已经没有人再认识这些已经死去的文字。好在经过罗林森及其他学者的不断努力，这些文字终被破译。与1799年在埃及发现的罗塞塔石碑一样，贝希斯敦铭文也是由三种语言镌刻而成，分别是：古波斯语、埃兰语，以及巴比伦语。鉴于波斯人还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只是用了新的字母来表述自己的语言，铭文中的古波斯语被率先破译了出来。由于三种楔形文字所表达的都是同一文本，巴比伦语与埃兰语也随之被破解。比起破解楔形文字更让伊朗人感到震惊的是国王的身份。这位用石刻记录自己功绩的君主，就是伊朗历史上最伟大君主之一的“大流士一世”。如果只评选一位伊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作为波斯文明的奠基人、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无疑应该独占这个位置。不过如果候选名额有两个的话，那么同样被后世认定为“大帝”的大流士一世肯定应该有一席之地。身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三代君主，大流士一世并非居鲁士大帝的直系后裔。居鲁士死后，继承其王位的是他的儿子冈比斯二世。这位血统纯正的继承者，最大的功绩是在公元前525年完成了对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征服。
此后世居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就再也没有建立过本土王朝。在世界范围因骑兵的出现而愈发扩大的新时代，埃及地理结构过于单一的短板已经严重制约了它的上限。曾经灿烂无比的古埃及文明，无可避免的走向了没落。虽然征服了埃及，但冈比斯二世却并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成为一位万民敬仰的“大帝”。在征服埃及之后，这位国王希望以埃及为基地，向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利比亚方向扩张。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撒哈拉沙漠的结界效应，使得波斯人的这些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过于关注北非，还让冈比亚二世失去了波斯人的支持，以至于国内出现了以他弟弟为名发动的政变，国王本人则在回国平叛的路上死于一场意外。作为居鲁士大帝的堂侄子，大流士一世原本并不具备继承权。有很多研究者认为，冈比亚二世的死，甚至大流士一世的血统都很值得怀疑，这位伟大的君主只是一个抓住机会的僭越者。对于一个开创中的帝国来说，政权交接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继任者没有开国者非凡的统治力，越是庞大的帝国越容易崩塌。无论大流士的血统是否纯正，他都用他的能力证明了，他比居鲁士的儿子更适合壮大波斯帝国。作为一个领土面积庞大、民族结构复杂的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始终是立国之本。大流士个人的军事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墓志铭中给自己的评价就是“伟大的骑手，优秀的猎人”。上位后仅一年多，大流士就平息了国内的九场叛乱，贝希斯敦铭文中的被俘者形象，就是这些失败者的写照。
然而统治一个强大的帝国，仅仅依靠个人卓越的军事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统治这个帝国，大流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要做的是军、政分离。如果一个地方长官同时拥有完整的行政权和军队的领导权，那么不管你把这个行政区叫什么，都是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大流士的做法是一方面将帝国划分为20个多个行省，任命以波斯贵族为主的行政总督；另一方面又将全境切割为五大军区。无论是总督还是领导军区的将军，都直接对大流士本人负责。一如现在的美国总统，同时又是三军总司令一般。税收是支撑一个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在这个问题上，大流士的做法是实施“包税制”。即由包税人向中央政府缴纳额定的税款，然后再代表政府收税。坦率说，这种做法不算完美。那些成为包税人的官员（通常是富裕的商人）并不会做赔本生意，老百姓的负担势必会加重。只不过即便采取其它方式征税，这一问题同样没办法避免。对于波斯帝国来说，包税制的好处在于可以保证帝国中央一直有着充足和稳定的财政收入，同时不必去干扰地方经济政策。为了让整个帝国更像一个统一体，大流士还统一币制和长度、重量单位。最上等的金币被称之为“大流克”，由中央政府负责铸造；行省可以铸造银币，而再低一级的自治城邦可以铸造铜币。每一级政府所铸造的钱币，则只能在自己的辖区内流通。
修筑贯通全境的驿道，是大流士将整个帝国融为一体的另一项努力。考虑到帝国在印度洋和地中海都拥有海岸线，一如我们在“埃及-赫梯战争”部分所说的那样，大流士还修复了连通尼罗河与红海的“法老运河”，让从地中海航行到印度洋成为可能。做完这一切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还缺点什么呢？对了，还缺少一个神，更准确说是一个主神。在这个问题上，波斯人并没有简单借鉴美索不达米亚流传下来的神话体系，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创新。被大流士一世确认为波斯国教的宗教叫作“琐罗亚斯德教”，是一位叫作琐罗亚斯德的米底贵族，在公元前6世纪初创建的。这一宗教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引入了“二元论”，将世界的存在理解为善、恶两神之间的博弈。善神“阿胡拉·马兹达”被定位为唯一的主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人类以及火与光明；恶神“安格拉·曼纽”则是他永恒的敌人。有趣的是在印度教神话，以及同时期在印度诞生的佛教教义中，阿胡拉（Ahura）却以阿修罗（Asura）之名被列入恶神之列。而印度雅利安人最初所信奉的主神因陀罗，则被琐罗亚斯德教认定为是恶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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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及斯基泰草原的入侵
鉴于波斯人与印度雅利安人系出同源，也是源出东迁的雅利安部落，有研究者认为双方对善恶两神认知上的巨大差异，是二者的祖先曾经处于敌对状态的结果。不过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大流士一世入侵印度所引发的反弹。伊朗高原枢纽般的位置以及骑兵技术的普及，使得波斯帝国有机会将广阔的印度河平原作为自己的扩张目标。在这个方向，东西向的兴都库什山脉与南北向的苏莱曼山脉，承担着分割印度半岛与伊朗高原的地理任务。通常情况下，入侵印度的马上民族会沿着兴都库什山脉的南缘，或者直接翻越兴都库什山脉的最薄弱处，然后从两条山脉交接处的“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公元前517年，大流士的军队越过开泊尔山口，将帝国的边界推进至印度河畔。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这一举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毕竟在此之前，南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分世界，一直处于封闭发育状态，并没有与开泊尔山口以西的世界发生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对于被入侵的印度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开始。此后一批又一批的入侵者，越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幸运之处则是，“次大陆”的体量使得已经成熟的印度教文明并没有因为这些入侵而毁灭，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欣赏到这个多神世界的绚烂之处。
这场征服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平原这几个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第一次处在了同一政权的统治之下。考虑到中国文明所处的东亚实在太过于遥远，如果大流士一世再把斯基泰草原和爱琴海地区变成帝国的行省，那么他真可以称得上是已知世界的“万王之王”了帝国时代3亚洲王朝密码，就像他在贝希斯敦铭文开篇给自己的定位一样。完成这一空前伟业，大流士需要再解决两个对手——斯基泰人和希腊人。对斯基泰人的征服工作，在居鲁士时期就已经开始。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在锡尔河畔与斯基泰人中的马萨格泰部开战。这场战役以居鲁士战败身死而告终，随后即位的冈比斯二世打败了马萨格泰部，抢回了居鲁士的尸体。
不管怎么说，波斯帝国已经在大流士上位之前，拿下了中亚位于北纬42度温度线以南的那些农业绿洲。他们与斯基泰人之间的战争，看起来也可以告一段落了。除非大流士固执的认为，自己必须成为草原之王。很可惜，对于那些自认武功强大的君主而言，帝国的边界往往需要一场失败的战争来确定。如果只是从一场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他们可以穷尽一生来扩张自己的世界。公元前513年，大流士跨越土耳其海峡进入欧洲境内。具体来说是经由特洛伊城旧址，跨越海峡最南端的达达尼尔海峡部分，进入海峡对岸的色雷斯地区。面对这片全新的土地，这位伟大君主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扩张方向。需要指出的是，特洛伊城这个时候已经被放弃了。土耳其海峡由西南部的达达尼尔海峡、中部的马尔马拉海，以及东北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三部分组成。公元前7世纪中期，当希腊人沿着海岸线扩张到土耳其海峡之侧时，选择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侧，也就是希腊一侧修筑了一个新的枢纽点“拜占庭”（也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如果你想控制一条狭长的海峡，通常只需要有一个节点就够了。选择拜占庭、放弃特洛伊的好处在于，即便希腊的海上力量被更为强大的对手所扼制，也可以透过陆路控制连通黑海的通道。这一转变同时也意味着，爱琴海乃至黑海贸易的主导权，转移到了希腊一侧。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大流士的军队跨越土耳其海峡，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就此开启了东、西对抗模式。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抗，正式拉开了序幕。海洋是最强大的自然结界，作为一个陆地强国，大流士想在欧洲扩张版图，首先要做的就是扩张海军。事实上大流士也这么做了，依靠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大流士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除此之外，波斯人还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跨越海峡，那就是在海面上架设浮桥。这项技术早在居鲁士远征马萨格泰人时就已经在河面上尝试过，只不过如果海面过宽的话肯定是做不到的。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最窄处仅有1.2公里，这使得浮桥的架设成为可能。当然，要是选择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话，难度看起来会更低点，因为这条海峡的最窄处仅有708米。只是这样的话，就得围着马尔马拉海绕半个圈，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必要。
浮桥虽然可以跨越海峡，但毕竟不比陆地。一旦波斯海军在海上处于下风，那些进入欧洲的波斯军队，将随时可能被截断后路。以当时爱琴海的政治结构而言，这一风险来自于那些尚未臣服的希腊城邦。不过如果大流士不主动发起对希腊半岛的征服，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没有理由主动去招惹这个强大的帝国。刚进入欧洲的大流士并没有将希腊半岛视为被征服对象。对于这个时段的大流士来说，位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才是他进入欧洲之后最想征服的对象。为此跨越达达尼尔海峡的波斯军队，开始沿着黑海西岸北上，在用浮桥技术渡过多瑙河河口后，进入了斯基泰人控制下的欧洲草原。很难说大流士的这种做法就是一个错误。对于一个与草原相接的国家来说，与游牧者的战争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可以选择的只能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御。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如果大流士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南下征服希腊上，那么北方的斯基泰人很可能会在背后捅刀子。就像当年米底人在与亚述人缠斗时，斯基泰人乘机入侵米底一样。另一个支撑大流士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黑海之北并非全部是只能游牧的草原。作为地中海的外延部分，环黑海地区与环地中海地区一样，都属于相对舒适的“地中海气候”。这使得黑海北部以克里米亚半岛为核心的沿海地区，在当时已经具备了农耕条件，并导致入主欧洲草原的这部分斯基泰人，有小部分变身成为了农耕部落。
波斯人显然是从在黑海进行贸易的希腊人口中得知这一切的。在他们到来之前，希腊人已经在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周边地区，布设了不少殖民点。这些殖民点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黑海北岸所出产的小麦贩运回希腊半岛。后者的多山地形，使得其粮食必须长期依赖进口。事实上，这一贸易关系很可能在爱琴海文明时代就已经相当稳定，并导致了特洛伊战争的发生。如果这次大流士能够取得成功，对于小亚细亚半岛那些已经臣服于波斯帝国的希腊城邦来说并无坏处。这可以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垄断整个黑海贸易，就像特洛伊人当年所做的那样。正因为有如此，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时表现的很积极，并负责了浮桥的建造及维护。要是大流士所面临的对手，只是那些已经开始农耕的斯基泰人，那他很可能会取得成功。面对数量庞大，且具备强大攻城能力的波斯军队，你很难指望那些建立在大平原地区的定居点，能有多大抵抗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一旦成功，整个黑海就将成为帝国的内海。这对于立志成为已知世界之王的大流士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问题是主导整个斯基泰部落联盟的核心部落，本身还是游牧属性。在这些游牧者看来，他们的家园只是大车和随时可以迁徙的毡房，那些已经开耕的农田和修筑的定居点，则完全可以被放弃。于是在波斯军队抵达黑海北岸之后，他们根本找不到可以攻打的村镇，因为斯基泰人已经提前撤离并焚毁了它们。斯基泰国王将他的部众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以且战且退的方式，引诱波斯军队一直跟在自己身后；另一部分则负责以轻骑兵战术游击波斯大军的侧翼。这种标准的游牧战法，让后勤线漫长的波斯军队不堪其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碰撞磨合，斯基泰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重装骑兵。那些斯基泰贵族会用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装备（比如希腊式头盔）将自己武装成重骑兵，一般的平民则继续充当轻骑兵。这使得斯基泰人在与波斯军队进行战斗时，并非一味的以骑射战术袭扰，而是会乘对手疲惫不堪时，抓住时机发起正面冲锋。
斯基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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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的应对则是在黑海北岸那些被斯基泰人放弃的定居点修筑堡垒，要求斯基泰人前来决战，而不是像懦夫一样的逃跑。只不过后者完全不上当。在斯基泰人看来，游牧和游击都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拖垮对手完全没有什么需要觉得羞耻的。事情至此，大流士对东欧草原的征服计划就已经完全破产。没有山地所提供的天然保护，那些修筑在黑海北岸的堡垒，是没有办法在游牧者的长期袭扰下生存的。沿着达达尼尔海峡上的浮桥退回亚洲，成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次远征的失败，也让大流士及后来者明白一个道理，在骑兵主导战场的时代，想要对冲游牧者在草原上的优势是多么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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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战争
对斯基泰战争的失败，让波斯帝国在欧洲的北境止步于多瑙河口，同时也让大流士把黑海变成内海的想法落空。相比之下，把爱琴海变成内海的想法看起来会更为现实。一旦希腊地区变成了帝国的行省，加上对埃及的统治，大流士就算宣称自己是地中海之王，也不会有人能提出异议。
正当大流士还在思考要不要拿下希腊时，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却先给了他一个理由。公元前499年，以米利都为首的爱奥尼亚城邦宣布脱离波斯帝国的统治。这并不是爱奥尼亚人第一次接受异族的统治，但相比之前吕底亚人的统治，爱奥尼亚人却有理由感觉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感并非来源于大流士向他们征收固定数额的税收，而是城邦的管理权被交给了波斯人认可以“僭主”。僭主是一个源出希腊的词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僭主虽然拥有对城邦的统治权，但他们的所做所为并不受法律约束，所维护的也只是自身的利益。他们的上位往往依托的是向底层民意妥协，而不是遵循传统依靠贵族阶层。换而言之，希腊人中上层精英普遍认为，一个城邦无论实施的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它们的统治基础都应该是贵族阶层。不管是依靠煽动底层民意上位，还是充当异族统治者的代理人，其统治权都不具备合法性。波斯人本来并无意干涉希腊人的内部政治，不过帝国的运行机制会让大流士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更愿意借助自己力量统治城邦的僭主，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这使得对波斯人的不满情绪，在爱奥尼亚的贵族阶层开始漫延。另一个让爱奥尼亚人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是与他们有竞争关系的腓尼基人，一直在极力向波斯人示好，并且希望能够籍此染指黑海贸易。这让爱奥尼亚人，甚至整个生活在爱琴海地区的希腊人都感到了危机感。为了对抗波斯大军，爱奥尼亚人希望建立一个泛希腊同盟。不仅包括雅典、斯巴达这样希腊本土的城邦代表，以及那些在爱琴海地区建立殖民点的希腊人，也包括那些认同希腊价值观的其他民族。
斯巴达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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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就游说工作而言，爱奥尼亚人是有很大优势的。在希腊半岛陷入黑暗时代之后，那些脱离本土之争，率先在海洋的另一端建立贸易城邦的爱奥尼亚人，是希腊人当中最先进行哲学思辨的群体，由此还诞生了欧洲最早的哲学流派“爱奥尼亚学派”。善于思辨，让爱奥尼亚人可以将反抗波斯人这件事上升到文明和体制之争。在那些加入反波斯同盟的城邦看来，波斯人的统治以及对腓尼基人倚重，只会对爱琴海原有的贸易秩序造成破坏。尽管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爱奥尼亚人的反抗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泛希腊世界在结构上属于一盘散沙。一旦发现波斯军队在战场上占据上风，那些前来支援的希腊军队便会主动撤出战场以保全自己，而看准这个时机的腓尼基人，则不遗余力的为大流士的平叛提供海上支持。事情至此，大流士也意识到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贸易城邦，始终属于希腊世界的一份子。只有征服希腊半岛，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公元前492年夏，大流士一世派遣大军海陆并进入侵希腊，只是由腓尼基人及臣服爱奥尼亚人提供支持的舰队，却在绕过希腊西北部的阿陀斯半岛时遭遇了风暴，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陆军，也遭遇了色雷斯人的袭击。在后者看来，跨越海峡而来的波斯人，同样侵犯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色雷斯人的袭扰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海军的覆没却是致命的。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即便波斯人在陆地战场上拥有碾压性的优势，但只要没有海军的支持，都不可能赢得跨海作战的胜利，这使得大流不得不中止这次远征。
两年以后，大流士决定放弃海陆并进的方案，直接用一场登陆战解决掉泛希腊同盟的核心雅典。在爱奥尼亚战争中，担心被波斯大军围攻的爱奥尼亚人，最想得到的是斯巴达人的支援（后者在希腊诸城邦的陆战能力无出其右）。然而作为多利安人的后裔，以及希腊陆地思维的代表，斯巴达人对于在海外扩张影响力并不热衷，断然拒绝了爱奥尼亚人的请求。相比之下，作为爱奥尼亚人的母邦、希腊海洋思维代言人的雅典，却很清楚让波斯人和腓尼基人主导爱琴海，将会严重影响自己的海上利益。与其说大流士一世的远征是一场军事征服，倒不如说是在打一场政治仗。这位伟大的君主明白对付像希腊这样的松散世界，并不应该将他们都推到对立面。为此，大流士一面派出使者，向那些愿意臣服于波斯帝国的希腊城邦作出保证其独立地位的承诺；另一方面严令远征军，不得破坏希腊人的神庙。这一策略的确取得了成功，以至于雅典人在距离雅典42公里的马拉松平原，抵御登陆的波斯大军时，所能调动的兵力只有10000名由雅典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方阵，以及人数仅为1000的友邦援军。至于骄傲的斯巴达人倒是没有倒向波斯，而是愿意提供2000援军帮助这个与他们向来不太对付的城邦。只不过一直到战役结束，斯巴达人才抵达战场。幸运的是，雅典人在马拉松之战中奇迹般的击退了波斯人的进攻，让对手付出了6000余人阵亡的代价，而己方的损失仅为192人。公元前485年，时年65岁的大流士一世离世。继位的薛西斯一世在解决完埃及的叛乱之后，决定以一场规模更大的远征彻底征服希腊。公元前480年，大约20-30万的波斯军队，通过浮桥和船只向希腊半岛开拔。
然而这场精心准备的战争，最终还是以波斯人的失败而告终，哪怕薛西斯最为倚重的“不死军”最初攻克了斯巴达人镇守的温泉关，拿下了被放弃的雅典城，甚至迫使底比斯等希腊城邦归降自己。究其根源，在于斯巴达与雅典这两个希腊核心城邦，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让更多的希腊城邦看到了打败波斯人的希望，使得加入整个反波斯同盟的城邦数量达到了30余个。这当中作为双领导核心的雅典，主要负责海军部分，而陆地防御的领导权则交给了一直希望证明自己才是希腊武力象征的斯巴达人。
雅典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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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多山的地形，让波斯人很难将自己的人数和骑兵优势展现出来。以马拉松战役为例，马拉松平原是一块面积狭小的沿海平原，只有中部为硬质土壤，两侧则为尚未硬化的沼泽地带。雅典人巧妙的增加了方阵的宽度，以让自己军队的两侧能够抵达沼泽的边缘。这样的话，波斯人就无法像他们惯常的那样，用骑兵从两翼包抄，而只能正面硬扛雅典人那防御力极强的重步兵方阵。最终斯巴达领导以重步兵为主五万希腊联军，在陆地战场上取得了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而雅典所领导的希腊海军，则在萨尔米斯海战、米卡尔角海战中完胜波斯海军。迫使薛西斯不得将入侵希腊的陆军撤回亚洲，并让腓尼基人的海军回到腓尼基，以避免希腊人乘胜攻击黎凡特地区，导致一直在谋求独立的埃及脱离波斯的控制。
纵观波斯帝国在欧洲所进行的两场失败战争——斯基泰战争与希波战争，你会发现这个亚洲帝国所面对的敌人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结构松散。无论是部落结构的斯基泰草原；还是城邦结构的希腊地区，都没有谁有着绝对领导权。
这看起来是一个缺点，同时也是一个优点。即便大流士能够在马拉松之战取得胜利，迫使雅典臣服，也并不能就此认为完成了对希腊的征服。换而言之，征服这类没有强大金字塔结构统治秩序的地方，最让征服者头疼的是，很有可能被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第二个共同特点是无论是习惯在草原游牧的斯基泰人帝国时代3亚洲王朝密码，还是热衷于进行海上贸易的希腊人，都非常看中“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即表现在喜欢在迁徙和贸易中寻找机会，也体现在内部权力会以某种看似民主的方式，在某一阶层中进行流转。反观帝国的统治者却并不喜欢这种“流动性”。对于那些需要统治庞大国土的君主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稳定的秩序，更愿意和固定的代理人打交道。了解了这两个结构性矛盾，波斯人的在斯基泰草原和爱琴海的失败就可以理解了。与其说是波斯人不适合统治这两个地区，倒不如说是草原和海洋的地缘属性，天然会更难适应帝国体制，更难进行权力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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