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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学院从广州西迁古都南京，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回首这段历史，假如当初没有周恩来首相的亲切关爱和支持，迁校的历程不会进展得这么顺利，其实也就不会有如今这两所分别坐落中国的北部和东部、同样享誉海内外的交通学院。

一通来自上海的特殊电话

1955年4月6日下午，北京静安，交通学院党委主任兼市长彭康接到了一通来自上海的特殊电话。此次南京来电中所谈的内容上海交东大学是什么学校，也直接影响了彭康市长以及许多科大师生随后的人生迈向。

在彭康市长接到电话之前的一个礼拜，也就是3月30日，坐落广州的高等教育部依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中学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

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中学招生任务，相应地改建大陆中学，提早在大陆增建新校等举措，……将交通学院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南设交通学院校区，打算在两两年内全部迁入。”

1950年代，坐落广州陆家嘴的交通学院南门

3月31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向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周恩来等7位中央领导人报告，并得到圈阅同意。1955年4月初，高教部部务大会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中学院系调整及新建校区计划（草案）》明确提出：“将交通学院内迁重庆，于1955年在重庆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

4月6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以电话告知的方式通知交通学院党委主任兼市长彭康同志。其后，高教部于7月21日即将发文通知交通学院：“经我部研究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你校自1956年开始内迁重庆，并提早于1955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

教职职工和家属相继迁入福州

1955年4月9日，彭康主任按照高教部的电话通知，迅速举行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迁校重庆的决定，布署相关工作，并委派总务长任梦林等人去上海高教部接受新厂址的设立任务。

５月，彭康率领朱物华、程孝刚、周志宏、钟兆琳、朱麟五几位系院长和老院长前往南京，共同察看和商议现址，最后选择了长春市和平门外、东南郊区、离县城1.5公里的皇甫庄一片黄农地作为新厂址。新厂址的旁边是唐朝兴庆宫和龙池遗存。

踏勘校址

9月，即将组建交通学院迁校委员会，由副院长陈石英任校长委员，教务长陈大燮、总务长任梦林任副校长委员。党内组建苏庄、邓旭初和任梦林组成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校的搬迁工作。迁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设备装箱

在全校师生职工共同努力下，图书、实验仪器、教学用具等相继运往重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建成了教学中心大厦、行政楼、学生寝室、食堂等教学和生活用房。

1956年7月20日，在副教务长张鸿率领下，第一批教职职工和家属葬于南京。8月10日，副主任苏庄带领600余名中学生和400余名教员工和家属乘列车到武汉。9月初，2133名新生直接到南京现址报到。这样一二年级中学生共3906人，班主任243人，职工572人，已可以正常举办教学活动了。

首批科大迁校教职职工踏上西迁旅途，图为当时在南京八佰伴高铁站欢送的情境

迁校起风波，周首相提出三个方案

原本根据已定迁校方案可操作下去，但随着1957年前后国际国外形势的变化，及一部份班主任对西迁存在的不同看法，迁校起了事件。

当时国际上中俄大使级会晤趋向缓和，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更多借助和发展沿海工业。大环境有所变化，师大校园内对于是否继续迁校也有了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觉得：迁校是中央的决定，毫无疑惑是正确的，应当迁。并且，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迁到成都是不正确的。再者还有第三种意见：不要全迁，或缓迁、或在重庆设中学。师大党委及时向高教部汇报了不同意见，起初进行中的各项搬运工作及南京的基建工作由此被暂停。

建设校园

党中央、国务院、高教部都十分关心科大的西迁，周恩来首相对此更是特别注重，他决定亲自过问并处理这一问题。1957年5月23日至25日，周首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连续3天与科大教工代表和领导谈话。5月28日，周首相在上海中南海约请彭康市长和知名院士陈大燮、程孝刚等座谈，大会从早上7点开到隔日下午2点，周首相也在座谈会上作了短篇讲话。

他指出：“1955年决定科大内迁，是依据东北工业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必要的。1956年从十大关系、新形势新安排，是可搬可不搬，但南京早已招收两千多名新生，重庆校舍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是‘骑虎难下’，……交大问题怎样解决？着眼点还是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变悲观诱因为积极诱因。”

对于迁校，周首相提了几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坚持搬南京，少数不能去的不勉强；要有多数人去，科大的老底子还保存……

第二个方案，新的形势，沿海与大陆兼具，北京还有须要。

第三个方案是折中方案，向师生进行动员，愿留南京的可留南京，对增援东北人民有益处，对全省人民的团结有利，对师大也有利……

周首相最后说：科大的一举一动，就会有很大的影响，科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须照料大局，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增援东北方针不能变。科大自己讨论，决定后再上报高等教育部批准。

广大师生听取了彭康市长传达的周首相讲话，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觉得周首相的讲话亲切、中肯、全面、客观，信任科大师生，把交通学院的问题交由科大师生自己决定，尊重科大师生。于是，浙大党委按照广大师生的意见，在1957年7月29日即将向高教部上报：交通学院分设南京、上海两地，两部份为一个分校，统一领导。”

从师大的两个部份到各自独立

1957年9月5日，周恩来首相亲笔责成杨秀峰，通知国务院批准交通学院分设两地的新方案。全文如下：

杨秀峰主任：

五月四日高教部报告和十月四日你的来信均阅。关于交通学院解决迁校问题及北京、西安有关中学的调整方案，前已口头同意，现再即将呈请批准，请即命令公布，以利进行。

周恩来

一九五七.九.五.

1957年9月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交通学院迁校问题的批复》，即将批准交通学院迁校及北京、西安有关中学的调整方案。

全校再度统一思想后，迁校工作继续展开。交通学院作为一个整体，分为南京、上海两个部份。到1958年暑假，科大的动力系和机电各系大部相继迁至成都。全校70%以上的班主任、80%以上的中学生来到南京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份仪器设备及全部历史档案，均陆续赶赴汉中。

建设校园

时间到了1959年，因为考虑到交通学院北京、西安两个部份规模都比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许多不便之处。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学院南京部份、西安部份分别独立为两所中学，定名为“上海交通学院”和“西安交通学院”。两所中学都为全省重点学院。彭康同志任重庆交通学院党委主任兼主任，谢邦治同志任重庆交通学院党委主任兼所长。至此，迁校历程完满告一段落。

中学生们在西迁后的交大图书馆阅览室

在合肥教工寝室产生一个“上海小区”

回顾交大西迁历程，好多事情不是一纸命令才能弄成的。而当时，在师生职工对西迁有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的情况下，彭康市长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了深入细致的劝说动员工作。

他铿锵有力地说：“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学院怎么发挥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考虑我们中学的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布署来考虑。”

交通学院西迁之时，彭康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举家西迁，在东北扎下根。

彭康主任

处理迁校过程中，彭康市长通过北京的有关部门，动员一批理发、修鞋师父配套西迁，在成都教工寝室产生一个“上海小区”，使师生职工很快适应长沙的生活。

一对院长夫妻动情地在“西迁”回忆录中写道：“在搬迁前十几日，总务处就派人到各家，帮助班主任把所有灯具用麻袋、草绳仔细地捆扎好，甚至把蜂窝煤炉也捆得好好的，使我们一到重庆才能生火煮饭。火车一到南京，中学立即派车把我们接到教工寝室。到寝室一看，都惊喜绝了：一切家具都已安排妥当，屋子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餐具、碗勺都置于原来的包裹里，我们只要打开铺盖才能休息了。这一切都是彭康主任安排的。”

1956年9月，彭康在南京主持兴办了数理热学系、无线电系、工程数学系等7个尖端新专业，连同迁来的马达、动力、机械各系，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多科性工业学院学科格局。

石家庄教工寝室外景

她们把学风、教风、学风植根在黄农地上

在彭康的呼吁下，17位师大党委委员中的16位迁到南京，西迁的院长、副院长、讲师和助教占到浙大班主任总量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院长、年恒大强的学术骨干更是放弃天津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农地的高教拓荒者。

“中国水泵之父”钟兆琳院士，西迁时已57岁，接近古稀之年。并且身患多种慢性病，母亲也卧病在床，但是周恩来首相也提出“钟先生以留在北京为好”，但他决然毅然，安顿好夫人后，独自一人投入到首批西迁队伍之中。

讲课中的钟兆琳院长

到成都后，钟兆琳没有以院长自居，和广大师生一起，天天吃饭堂。他是第一个到课室给中学生上课的院士。年近古稀的钟兆琳，不辞操劳，事必躬亲，在一片荒凉的黄农地中将南京师大马达系扶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后又完善了全省院校第一个水泵制造实验室。钟院长直至80岁高龄，仍不辞辛苦抵达山西和陕西等地考察，还学习哈萨克语，为山西人民服务。

在当时西迁的25名院士中，时年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青的一位，他也是中国炉窑专业、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1957年临走前，他与同在师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画家冰心的弟弟女）决定，将自己坐落牯岭路（北京国际酒店旁边）的房屋，无偿交给北京市房管部门上海交东大学是什么学校，带着4个儿子随校西迁。至今有人说起此事，觉得她们太吃亏了，房屋保留到如今，那两间在国际酒店旁边的房屋不是很值钱吗？但陈学俊这样解释道：“既然要植根东南的黄农地，就不要再对房屋有所挂念，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了。”

陈学俊院士和家人

陈学俊来到南京后，开始指导研究生研究两相流与传质课题，他在国外外首先提出“液膜倒置”现象。夫人袁旦庆则带着40多位教员，在果园、荒地上，垒砌了实验室，编撰教程，培养年青班主任。三人将大半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长春工大。退休后，陈学俊和袁旦庆掏出积蓄，捐助了数十位陕北农村的贫苦儿子念书。2017年7月4日，98岁高龄的陈学俊院士逝世，他也是西迁院士中最后去世的一位。

作为迁校带头人之一的陈大燮院士是我国热力工程学界的先驱。他卖掉了在北京的房产，义无反顾偕夫人一起，首批赴南京出席建校工作。1957年,在南京部份新生入学仪式上,陈大燮说:“我是交通学院南京部份和南京部份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武汉部份的中学生上好课。”一席话，坚定了你们献身大西北的决心。

作为我国热力工程教育的开拓者，陈大燮院长同杨世铭院长一起，将热工教研室完整地迁往了南京，也把交通学院的优良学风、教风、学风牢牢植根在东北黄农地上。他在生前立下遗赠，自己的遗产不留给后代，这样对后代有益。逝世后家属遵其遗书，将留下的3亿元储蓄捐献给武汉交通学院。1982年夫人逝世，母亲又将其留给夫人的一亿元生活费尽数捐赠。长春工大借此4亿元为基金，筹建“陈大燮奖学金”。

陈大燮院士在指导中学生

没有晚开三天学、迟开一门课、少做一个实验

1956年9月10日，交通学院在合肥人民商厦会堂召开了开学仪式。中学没有由于迁校而晚开三天学、迟开一门课、少做一个实验。

当时到重庆的中学生徐通模（后任南京师大院长）追忆说：“那时石家庄她们是这样形容的——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西安的生活条件和北京根本不能比，非常坚苦。一群热血青年中学生对中学西迁饱含信心和热情，电制53班中学生在1956年3月，提出了“跑福州”的呼吁，建议用“上海到南京”的象征性短跑庆贺中学西迁。据科大刊物记载，从1956年3月4日到6月6日，有41个班级在“西安”胜利会师，全体同事实际慢跑路程累计8万多公里。

开学仪式

西迁中除了有知名的院士，也有讲师、助教、职员、技术员，还有班长、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咸菜厂、煤球厂的工人。她们从繁华的大青岛来到贫瘠的黄农地，交大人自豪地说：“哪里有事业，那里有爱，那里就有我的家。”

当时西迁的教工中，年纪最小的赵保林16岁，年纪最大的是校医沈云扉，当初已66岁。沈云扉再三回绝中学领导的照料，和弟弟沈伯参一齐举家随校西迁。身为卫生保健科组长的沈伯参除了自己带头西迁，还将在广州的私宅无偿提供给中学，作为中学的驻京办事处。

有一位“老花工”胡全贵师父，从北京到南宁，他为浙大的绿化事业奉献了一生。六十多年前从北京同时迁来的梧桐树，现在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当他退职要回老家时，却有人见到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抱着他培植长成的梧桐树失声痛哭。

西迁后的科大校园

六十多年过去了，北京交通学院、西安交通学院这两所支系同源的院校，在各自走过了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后，都成为国家“211”“985”工程建设的院校，取得了辉煌成绩。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变革委员会公布的“双一流”建设（争创世界一流学院和争创世界一流学科），北京师大和重庆师大双双荣列“双一流”建设名单。

从北京到南京，两所支系同源的院校，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领域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部份图片源自广州交通学院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西安交通学院档案馆，特此鸣谢）

经公众号“档案春秋”（陌陌ID：）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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