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邀请：我发布的不是搞笑小说，而是搞笑点滳，喜欢接受发布，不喜欢可折叠，话说一个三十好几岁的男青年，牵着他儿子的手高高兴兴的来到了售楼部，对业务小姐说：＂ 小姐，我要一套房＂ 。业务小姐拿出一个本子慢不经心的说；＂好的，七套房，先生，你是季付，还是月付＂。 男青年说：＂ 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他父亲＂。 业务小姐高兴的的说：＂好的、不是季付，也不是月付，一次性付清＂。于是业务小姐在申请表格里打了一个钩。
一根油条，两个蛋
阿福顺天
11:35:58
1966年6月下旬某一天黄昏，照相机闪光灯不停闪耀着。父母送胡丽英眼泪汪汪的模样，胡丽英半个身体伸出火车厢窗外，她头颈上挂着二个花环，手捧一束鲜花，激动地摇晃着的情景，停格在上海北火车站上。
胡丽英是150个支边青年同命鸟中的一个，坐了三天四夜火车的她，迷迷糊糊地和女伴们一起在乌鲁木齐“七一酱油厂”对面的大厂房内，由接待人员安排了地铺，睡了一晚。就又坐上大卡车，前往奎屯车排子农场了。三大卡车上分别拥挤地堆着支边青年。前一辆卡车上有人站着引吭高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有些人在啃着剩面包，嗑着瓜子粒。人多，虽然放屁声给压了，酷热中臭味还是扩散开，有人在抱怨，胡丽英捂住了鼻子。
隔了大半日，有位男生对她温柔地说:“胡丽英，您坐下来呀！”胡丽英朝那位男生轻蔑地望了一下，有气无力地回答:“等一会吧！”这个叫张强的16岁男生，她看不起。因为顽皮爱打架，不爱读书，以前老师经常家访。张强父亲生病死了，他家境凄凉，自己又不争气。现因文革开始，学校停课了，张强混迹社会。所以他母亲连哭带叫的打骂声时常传到邻居胡丽英家中。17岁的胡丽英有些恼火地想:小赤佬怎么会积极？来疆支边！还装嗲，敢来讨好我。
卡车路经奎屯，大家下来休息一下，吃了几片西瓜解渴，就直驶车排子连队。一帮象大禹治水时代的蓬头垢面的人群，在白杨树林带前空阔地方，欢迎着从卡车下来的支青。后面队部是一溜平房，房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石灰墙上的红学特别炫目。有些人在房旁贼头狗脑地张望。队部前有一张办公桌，一架手摇电话机。大概就是能及时得到信息的连队主要工具了。带队的支青代表向欢迎人群致意。然后在他们授意下，排好队列，听人群中走出来的舵背长者训话。他介绍自己是这个队的指导员，姓苟名珍贵。客套一番后，指着远处的荒山戈壁滩说:“这里荒野千里，你们如果在戈壁滩打柴，打黄羊（马鹿是国家保护的，不能打），吃所带西瓜时，千万不要把瓜皮乱扔，要反盖着。不让瓜皮水分被蒸发掉，或许还能救迷路者命。”胡丽英顺着苟指导手指看了看周围，远处是黑黝黝的石山，公路尽头的最后几排串天杨直剌湛蓝的天空，天象给刺穿了，有些破洞似的。接下来是杜丁连长演讲，他提了提连档裤，硕大的生殖器好象是特意包装的。他说“你们知识分子，要有几个注意事项，特别是男生，不要对女人说，要一支笔，或借支笔，（女人生殖器谐音）女人会生气。到伙房买饭，更不能说要买一根油条，两个蛋！（男性生殖器的比喻）人家要误会。”一群人大笑了起来，笑声惊飞了几只小鸟。支青们竖起耳朵，屏住呼吸听着，莫明其妙。苟指导又指着队部房后东张西望的人，对大家说:“我们这里是牢改队，那边都是一些新生员，即刑滿释放者。另一部分是牢改犯。你们慢慢会了解的，他们是被严格控制，有看守管沒有自由的。”
很快那给热烈的阳光晒得发出巨大潮土味的田地，支青们在砍土镘和拖拉机，康拜因（收割机）耕作中熟悉了。那挖坑住人的地窝子也住惯了。玉米馍馍吃腻了。新生员和犯人，也沒什么可怕了。犯人中还有上海人，有位还操着家乡话，说是支内到兰卅的。因顶撞上司，后又偷了些小东西给判了二年刑。那天，（兰卅人，支青给他起的外号）还直誇胡丽英文静秀气。张强正好在场，听了心里象翻了五味瓶，真不是滋味。巧的是看守端着冲锋枪来了，把“兰卅人”狠狠训斥了一顿，赶走了。张强好象看到胡丽英笑靥如花，他乐了。
连队有六百人左右，有集体和小家户。不多时，盲流青年，小家户也邀请到他们家，和上海人交起了朋友。新生员中有原来在家乡电台里吹口琴表演的石人望祟拜者，还吹起了口琴给支青听。犯人中有原在沪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当营，团长的官员，解放后被判刑到新疆的，讲着流利的沪语，也偷偷地和支青聊天。有贩大烟，在食堂里做“伙头”的四川土匪。更有一位上海人不齿结交的甘肃人，听说他是和毛驴子，生活作风腐败给判刑的。由于犯人，新生员和支青接触过于频繁，支青里有人建议将犯人送到别处，划清界线，以免同化思想。8月艳阳天，重刑犯人戴上手铐脚镣，给推送上了军用卡车，轻刑的和一部分新生员另坐一辆卡车。车顶上架着机关枪，上着成串的子弹。公路上灰沙漫天，卡车渐渐的消失在满天泥尘中。据说是押他们到歌尔图修大渠去了。
人们继续交往着，一些团场领导的亲眷，干部子女，盲流中的积极分子又窜流到支青宿舍里，还能享受到上海长辈为子女寄来的水果糖。有一个黄姓的斜白眼男人，身强力壮，是团部某指导员的弟弟，经常出入女支青房里。他操着河南普通话，对女支青花言巧语，极尽谄媚地献殷勤。同样胡丽英也很是憎恶，因碍于领导亲属面子，背后大家叫他黄狗卵，当面不便得罪，勉强装笑招待。后来有一天，胡丽英突然发疯了，披头散发，欲哭无泪，双目瞪得大大的，口中喃喃重复着频临绝望的那句话“:我不要尝！不要尝一根油条，两个蛋呀！”大家见状，推搡着胡丽英，用三驾马车把她送到场部卫生队，打针吃药。当胡丽英被接回连队，巳是花容失色，两眼呆滞，直直地望着天。她不修边幅，自言自语，憔悴得不成样了。有一次伙房前一匹公马发青了，鸡巴伸出来，非常之长，晃悠着。胡丽英竟惊恐地急跑起来，叫喊声异常凄惨尖利:“一根油条！一根油条……”人们都说是斜白眼黄狗卵乘胡丽英生病臥床在寝室，没旁人时，他潜入实施，才害得她患神经病的。可是苟指导员，杜连长为伸长正义，曾找他谈过几次话，黄狗卵斜巴着眼，拒不认帐。问胡丽英呢，总是所答非问。胡丽英彻底疯了，什么人都不认识，看到有人扁担上挑二个水桶，也会惶惶不安。竟然还有人放风，说胡丽英是狐狸精，才会遭此一劫。事情却不了了之。
张强回了趟上海探亲，把胡丽英父母带来了。连队里的小家户同情地轮番宴请远方客人，当然是罐头鱼，肥猪肉，大白菜，白面馒头，面条是上等食品了，还有一些自制的高粱烧酒。那天一言不发的木头人胡丽英被醉眼昏花的父母带回去了。张强对着飞逝远离的客车，抱头大哭了起来。
1967年2月冰天雪地的某天早晨，张强起床后把自己定格在茫茫雪原上。他仿佛又恢复了儿时的顽皮劲，拉出了自己的卵袋，在雪地上小便，白雪上被浇出了一条直线和两个圆圈的黄色痕迹。他一边摇晃，一边狂笑着喊:“一根油条，两个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