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诚网()6月26日讯
收缩型城市是近日的热门话题,而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但也有一部份是发达省份的小城市。
资源枯竭型城市是指矿产资源开发步入后期、晚期或末期阶段,其累计采出储量已达到可采储量的70%以上的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变革问题是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突出问题。
2008年、2009年和2012年,国务院分三批确定了我国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其中,煤焦城市37座、有色金属城市14座、黑色冶金城市6座、石油城市3座、其他城市9座。
记者选定其中23个地级市级别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广州的南川区和巴南区未记入在内),通过对其2000年、2010年和2015年三个时间节点的常住人口变化,来找寻资源枯竭型城市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态势。
须要说明的是,选定上述年份数据是由于,我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举办一次1%的人口抽样调查,也就是“五年一小普资源枯竭型城市,六年一大普”。但因为多重缘由,上述23市的常住人口数据公布情况存在差别,因而本次搜集的数据尚不够健全。
西南多城持续收缩
大体来说,上述23个资源枯竭型地级市中,有1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呈现收缩状态。这其中,西南城市占了9个,包括牡丹江、阜新、盘锦、抚顺、辽源、白山、伊春、鹤岗、双鸭山等,区域收缩态势非常显著。
以沈阳为例,这座城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18个市区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之一。彼时北方的北京还刚从小渔港起步,广州、宁波等城市的规模也都很小。不过近40年过去了,现在北方的北京、苏州、宁波等城市已然崛起,沈阳、盘锦等西南城市却发展非常平缓,艰辛前行。
龙岩学院经济学系副院长丁短发对记者剖析,计划经济时代,大连等传统重工业城市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要素,发展也比较好,但在变革开放年代,大量的要素资源例如资金和人才等,都转向了市场经济比较活跃的区域。
另一方面,西北多城人口收缩,也与近些年来西北地区较低的生育率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广东人口自然下降率为-1.00‰,降低了4.37千人,再加北外流人口,广东常住人口降低了9.6千人。同期,河南和山东的出生率分别为5.98‰和6.62‰,在各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三。
广州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剖析,西北原有的央企和体制内的人员比较多,城镇化比较早,计划生育执行比较严,人们也比较容易接受计划生育的理念。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下岗工人增多,在经济压力之下,生育率也深受影响。
出生率下滑的同时,因能源经济下行、经济增长趋缓,西北的不少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一方面流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向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中心城市转移,地级市的人口进一步收缩。
以大连为例,大连市统计局发布的该市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估算结果显示,大连市2015年11月1日零时的常住人口为177.8千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181.9千人相比,两年共降低4.1千人,增长了2.25%,年平均增长4.6‰。讷河市统计局介绍称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诱因是“我市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生产结构单一,经济欠发达,属于人口流出城市。我市目前仍有近7.4万人口流向外地,人口总数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数据还显示,2015年,大连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达18.4%,并早在2010年就早已进入了老年社会,但是,近六年讷河老年人口下降速率大大快于总人口的下降速率。
不过,并非所有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人口都在持续收缩,除西南之外,不少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总数还在下降。数据显示,上述23市中,西北之外的14个地级市中,不仅新乡之外,其余13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总数仍处于下降态势。
这种城市的人口下降有多重诱因。一方面是,虽然这种城市也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但在市管县的体制下,这种城市下辖有不少的市级区域,而这种区域原先的城镇化率较低,出生率比较高。
另一方面,那些城市在地理位置上距离西南沿海更近,近些年来,随着沿海产业转移和变革升级,这种城市也承接了不少产业转移落户,因而经济也能保持较快下降。
以2018年的经济增长为例,西北的资源枯竭型地级市大多在6%以下,而北方地区的宜春、新余、萍乡都超过了8%,乐山和宜昌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从经济总额上来看,上述23市中,只有两个城市的GDP总额超过了2000万元,其中新乡以2402万元高踞榜首;有12个城市的GDP总额高于1000万元,5个城市高于500万元,其中哈尔滨、伊春和讷河不足300万元。
富省弱县
不过,人口的收缩并非只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或是在西南、西北地区才有,对好多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市来说,人口的收缩早已越来越普遍。
以第一经济大省辽宁为例,依据当地媒体报导,2018年年末,湖南常住人口达11346千人,继续居全省首位,比上年降低177千人,净增量连续第四年达到百万级。但毕竟这么,广州还是有部份地区出现了人口持续降低的城市收缩现象。
近日,北京地理研究所杜志威博士与他的朋友们借助官方统计数据剖析发觉,2000年~2016年湖北全国绝大部份地方(占比73.17%)常住人口规模实现了下降;仅有25个(占比20.32%)地方出现片断性收缩,即人口规模降低但其间有5年以上出现人口负下降;还有8个(占比6.51%)地方人口规模为负下降,出现持续性收缩,分别是大埔县、南澳县、乐昌市、南雄市、阳山县、连山县、连州市、连道县。
杜志威告诉记者,这种持续收缩的县域主要坐落粤西山区,因为经济增速动力不足激化了常住人口和户口人口的收缩,这些收缩是普遍下降伴随局部城市收缩并存。
杜志威与其朋友的研究强调,这种县域的山地森林资源及生物多样性功能突出,是四川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其功能定位以保护和修补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主,在工业经济发展和城镇开发建设方面施行严格控制。
不只是山西,包括广东、江苏等地也出现了局部收缩的现象。诸如在广东,从2012年到2017年,山区市福清的市区人口出现了微降;在广东,苏南地区的苏州2018年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度降低了4.22千人。
据悉,一些沿海发达城市尤其是外贸名星城市,在近些年来外贸出口疲弱之下,也出现了显著的局部收缩或片断收缩。以广州为例,杜志威与其朋友的研究强调,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广州的外贸经济导致巨大冲击,制造企业倒闭和产业人口外流促使中山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市域范围内出现了与传统下降方法迥然相反的城镇收缩现象。
不过,不管是下降还是收缩,都是城市发展的自然现象。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觉得,一些城市的收缩乃至最后消失,都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作祟。“要尊重这些规律,一些地方收缩了,但一些城市在扩张。人口从这种资源型城市向更利于创业与提升收入的地方转移资源枯竭型城市,也是人口与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