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了，这是何勇在接受《新京报》采访说的话。曾经的魔岩三杰现在已经鲜有作品问世。新京报：人们习惯叫你们“魔岩三杰”。但是，首先从音乐上看，你们一开始就不太一样吧。然后再看这十年的走向，你们的差别恐怕就更大了。你认为张培仁和贾敏恕当初为什么选了你们仨，而且一块推出来？何勇：正是因为我们不同，他们才选了我们。在推出我们之前，窦唯因为黑豹乐队，已经很有名气了；张楚在“中国火”也露面了；我完全是新人。只有不同才能一起推。从唱片工业的规律看，一起做宣传可以节省不少成本，还能造势，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做法。新京报：可不可以说，“魔岩三杰”的结合完全是商业的结果？何勇：对，可以这么说。就是商业的。但商业的不意味着不好。恰好相反，摇滚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它背后从来没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商业规则来。新京报：能描述一下你们三人的关系吗？1994年前的，还有之后的。何勇：我们是君子之交。都是一个圈子的，早就熟。后来，各奔东西了。这几年，我跟张楚只见过几次。跟窦唯在后海常碰见，有时候还杀两盘棋。新京报：贺兰山音乐节上，你和张楚都复出了。张楚的演出状态不好，很多人看了都有点难受……何勇：我看了也很难受，而且特不满意那天那几个乐手的发挥，后来我还骂了他们。我原来说过，我们是魔岩三病人，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1994年12月17日，史称“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加上唐朝乐队，一齐在香港的红|体育馆登台演出。这些乐手都是第一次离开内地，香港的乐迷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北京摇滚的现场模样。在张培仁的“香港演出后记”里，他这样写到：“现场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香港观众。在此之前，他们很少有机会目睹来自北京的新音乐风采……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观众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年来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这是中国摇滚继崔健后第一次高峰的实地见证。10年一转眼，当年倾情忘我的观众渐渐淡忘了那个令他们嗓音嘶哑的夜晚。而那些乐手们呢？1996年，何勇在一场工体演唱会结束后，便从人们眼中消失了；张楚在发表第二张专辑后便回老家西安过上了隐居生活。窦唯则彻底改变了音乐风格，走出了大众的视野。也许“魔岩三杰”和红|的演出只是中国摇滚史上的一个坐标，并不能涵盖整个中国摇滚的进程。但追寻他们的这十年来的变化足迹，我们也许能隐约摸出一面中国摇滚乐的墙———尽管它残缺不全。

窦唯、何勇、张楚三人在中国摇滚圈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也是难出其二的。三人被称为“魔岩三杰”，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超级巨星，甚至到了今天人们在谈起中国摇滚乐发展的时候，这三个名字是无法绕开的。

“魔岩三杰”这个称号虽然有将三人视为一体的感觉，但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这是三个差别很大的人，个人性格、音乐风格、为人处事各方面，三人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张楚：闷。提到张楚，会让人想到一个词：闷。张楚是三人中性格相对内敛的，沉默寡言。还有一个词也经常被用来形容张楚：孤独，缘于那首大众熟知的《孤独的人可耻的》张楚被“孤独”这个词套牢。

但，张楚孤独吗？人们习惯在他的身上寻找有关孤独、抑郁这样的属性，而张楚其实只是安静的，他的安静和他的摇滚乐相悖而出。所以，人们定义他是孤独的。

如果定义张楚或评价张楚，“文艺青年”或许更适合他。平静的外表，敏感的心，张楚用几乎抑郁的状态宣泄出一首又一首的音乐，这是艺术家的共性。

何勇：狂。如果说张楚是闷的，那么说何勇是狂应该无异。关于何勇的狂不是凭空而来，这位音乐天才当年在走穴演出后持刀追收演出费，也曾提着板斧大闹唱片公司。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一个天才少年的狂妄直率，在演出中踩坏钢琴、口出狂言惹来封杀、纵火等，何勇在一次次的放纵中寻求或是解决自我问题。这种过激行为也透露出他的无奈与不可控。

受父亲影响，何勇从小在音乐上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音乐天才确实带来了惊世的音乐，只是这种撼世的音乐留下太少太少了。

窦唯：傲。窦唯的音乐才华足以他傲视一切，也正是有了才华的加持，窦唯在华语乐坛上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窦唯更像综合了前两位的特点，狂中有闷，闷中带狂。

这样一位被众人造神的人，以其独特的方式果断于这个时代，但又迂回于世俗生活中。

三人中窦唯是最成功的，这种成功是基于三人，但如果放于这个时代及大众认知里窦唯肯定是失败的，当然这些成功都无关他本人。

“魔岩三杰”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签，不可或缺的推动了华语乐坛，但面对后来的物是人非，他们又被投以唏嘘。

但其实，无论如今的“魔岩三杰”如何，他们创造或者被创造的时代与价值才是值得后者传承与创新的，而一味的论证他们，无不是一种后退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