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不为五斗米折腰蚂蚁庄园：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注释：

督邮：魏晋时，代表太守巡视县城，检查官员和邮驿，传达政令和追捕犯人的官员。

白：通知，告知，报告。

束带：束好衣带，这里指要穿正式的官服。

拳拳：诚心诚意

译文：

郡的太守派了个督邮来到县里视察，陶潜的下属告诉他应该穿戴整齐去拜见，陶潜叹了口气说：“我不能为了区区五斗米的俸禄而放下尊严，去诚心诚意地伺候一个乡下的小人！”

解读：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在中国脍炙人口，可谓妇孺皆知；一般大家都认为这是五柳先生蔑视权贵，不愿与污浊官场同流合污，追求人格尊严的高尚品德的表现。这么认为，当然不错，但还不够全面。事实上，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魅力正是魏晋士族社会的一个投影，以及魏晋风度的具体体现。下文中，笔者将在魏晋士族社会的大背景下，为读者抽丝剥茧，详细分析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客观社会原因和主观情感原因。

首先，陶渊明出身的浔阳陶氏在东晋后期的士族社会中，既非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这样的甲等士族，也绝非寒微低贱的庶族，而是中等士族。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初期的股肱之臣，曾手握强兵坐镇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与琅邪王氏的王导、颍川庾氏的庾亮分庭抗礼，共治东晋王朝；并将浔阳陶氏由一个出身低微的少数民族家庭（浔阳陶氏原属散布在江南各省，主要以捕鱼为业的“溪族”；两晋时，“溪族”很快融入汉族）一举提高到了士族名门的行列。陶侃去世后，浔阳陶氏虽因子弟间的自相残杀，以及受到甲等士族特别是颍川庾氏的打压，失去了长江中游的地盘，从而门弟衰落，但还是保留住了中等士族的社会地位。这点也可以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东晋士族社会里，陶侃后人如陶弘（光禄勋）、陶范（光禄勋）、陶夔（太常）皆做到三品以上的官员中得到印证。

其次，陶渊明这一支虽然在浔阳陶氏这个家族里，并不显达，但这并不妨碍到陶潜的士族子弟的身份和他对家族门弟的自豪。长沙郡公陶侃有十七个儿子，其中九人在《晋书》中有传，但陶潜的祖父陶茂并不再其列；可见，陶茂并没有继承多少陶侃的家业。此外，陶潜的父亲陶逸在其年幼时便以去世，这也造成了陶潜幼年生活的相对“清贫”。所以，陶渊明这支在浔阳陶氏这个大家族里相对没落。可是，即便如此，在“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下，陶潜的起家官阶“州祭酒”和“参军”也表明了他中等士族子弟的社会身份。有晋一代，“州祭酒”和“参军”是典型的中等士族子弟的起家官阶；事实上，即便是王徽之、谢玄这样的王谢子弟，他们的起家官阶也只是“参军”、“司马”而已；而真正的庶族子弟如大才子鲍照，要经过数年坎坷的宦海沉浮才可以升迁到“州祭酒”和“参军”。

再者，陶潜出仕彭泽县令也还是得益于门阀制度和家族的裙带关系。公元405年，陶渊明时任太常（三品官）的叔父陶夔推荐陶渊明到他们浔阳陶氏的郡望所在浔阳郡彭泽县作县令。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位来彭泽县视察工作的督邮，是一个靠贿赂才当上官的庶族子弟。

所以，在当时门阀制度森严的士族社会下，又是在浔阳陶氏的大本营，郡望所在的浔阳郡里，陶潜以他当地大族子弟的身份，不愿意穿戴整齐去会见那个出身低微的上司，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反之，如果陶潜真的必恭必敬地去拜见那个督邮，那到才是有辱门楣的丑事，会受到族内长者的训斥，以及其他士族子弟的耻笑。事实上，陶潜也没有因为这次怠慢上司而受到任何处分，在士族社会下他也根本不可能因此而受到处分（王徽之“一问三不知“的傲慢远甚陶潜，不也照样没事）；陶潜是在事后不久，自己主动辞职的（原因会在下文中论述）。

另外还有重要，不可忽视的一点，陶潜的生活质量理论上并不会因为缺少那五斗米的俸禄而有所下降。陶潜在家乡有自己的庄园和仆僮，如果善于经营庄园，即便不做官，不耕地，那生活也还是很滋润的（陶渊明从他29岁任江州祭酒，到42岁辞去彭泽县令的这断断续续做官的13年里，家境的确有了改善，外加他本来就不是庶族贫农；所以，在陶潜最后辞官时，他已经在浔阳柴桑县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园。至于，陶潜晚年生活的贫困，除了坚持不肯做官和天灾的因素外，恐怕主要还是因为五柳先生不善经营田庄的缘故）。

综上所述，在魏晋南北朝士族社会的背景下，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并不是一件怪异或者叛逆的事情，而是附和当时主流社会的行为准则，也是受到当时人普遍认可的。实际上，陶渊明在魏晋南北朝一直被看成是隐逸高士，而非狂放之徒（被编入《晋书.隐逸列传》）。

至于陶潜之后主动辞去官职，并再也没有出仕，则才是五柳先生在黑暗现实中达身贵我，委化自然的人生态度的体现。众所周知，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为盟主平定了苏峻之乱，为延续东晋的国阼立下大功，而陶渊明身为东晋元勋之后，自然对东晋王朝同样忠心耿耿，他的内心极度厌恶刘裕的杀戮异己，把持朝政和不臣之迹。可是，与陶侃不同的是，陶渊明手上没兵，没地盘，根本不可能像曾祖父那样吊名伐罪，为国除害。所以，带着对曾祖陶侃无限的敬仰，和对东晋王朝无限的忠诚，陶潜只有选择隐逸，才能无愧君父。

“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潜《形影神之神释》）隐藏在五柳先生静穆悠远，淡泊朴素，委化自然的人生境界追求下的，恰恰是一个忠臣孝子高度焦着不安的拳拳赤子之心。

最后，在综合了前文分析的，士族社会的门阀制度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陶潜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并不仅仅像很多老师所说的那样是陶渊明蔑视权贵，不愿与污浊官场同流合污，从而追求朴素自然的田园生活那么简单。事实上，五柳先生的拂袖而去，归去来兮，既是士族社会门阀制度特点的体现，同时也是靖节先生反感刘裕擅权却又无能为力的表现。在此我想说的是，在评述历史人物高风亮节的时候，如果脱离了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的大背景，那么就很容易把古人的精神风貌，给人为的简单化和政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