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才女雅芬作画全过程，中国顶级画家基本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五千年来似乎还没有著名的女画家名载史册。

但是在民国历史上，号称“中国画魂”的女画家潘玉良，却因其出众的才华，以及独特的画风，成为与刘海粟、徐悲鸿等著名男性画家齐名的绘画大师。

在2005年香港拍卖会上，她的画作《自画像》成交价是1021.8万元人民币。从2000年以来，她的画作屡次刷新拍卖纪录。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潘玉良的早年经历。

潘玉良原名叫陈秀清。她出身贫寒，自幼父母双亡，8岁起跟舅舅一起生活。

13岁时，她被好吃懒做且负债累累的舅舅卖到了妓院。好在她发育较晚，而且长相普通，使得她没有遭受更多的凌辱。

后来，她幸遇新任盐都潘赞化。潘赞化为人正派，在得知了潘玉良的遭遇以后，动了恻隐之心，为她赎身。后来，二人日久生情，潘玉良改随夫姓，正式改名潘玉良。潘赞化发现了潘玉良的绘画天分，除了自己教她，还为她请了老师，教她文化课和绘画，送她去美院系统学习。后来还送她出国深造。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但是在1937年到1977年她病逝，40年来，潘玉良一直都在法国生活。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潘玉良远涉重洋去了法国，又为什么终身未归呢？(加粗）

有书君查了相关的资料，总结一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世俗的偏见深深刺痛了潘玉良的心，使她产生了离开是非之地的想法。由于出身，人格被诋毁。

早在上海美专求学时，一名女同学知道她曾做过妓女，就找到校长，以“誓不与妓女同校”为名要求退学。这让潘玉良感觉像是当众被人打了耳光一样，无地自容。

后来，在潘玉良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期间，一些同事也对她冷嘲热讽，用“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等语言对她进行诋毁。

但是，潘玉良也不是好惹的，有一次一个和她有过结的男老师借酒装疯，当面骂了她一句“婊子”，被潘玉良当场打了一个耳光。

1928年潘玉良回国以后，由于名气大，她第二次被任命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的主任。第二年，南京中央艺术系的学长徐悲鸿聘请她为油画系的教授。可是，由于潘玉良的出身，她又遭受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1932年，潘玉良举办了个人的第一次画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画叫《壮士》。

画面上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在奋力搬起一块巨石，而石头下面是一朵脆弱的小花，绽放着灿烂的笑脸。当时，日本在中国刚刚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

而这个画作正好象征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意志。因此，这幅画被一位有识之士以1000块大洋订购了。

没想到，在画展结束时，这幅画被人写上了“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字样，而且潘玉良的所有作品都被人蓄意破坏了。这一次，让潘玉良很受打击。

她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误解自己的画作，要这样无情地揭开自己心灵的伤疤，还要再狠狠地戳上一刀？

这一次次的伤害，使得潘玉良逐生出逃离的想法。她想去一个没有人知道自己过去的地方，当然也不会再有人随意污辱、诋毁自己的地方。

由于偏见，才华被置疑。

由于当时人们对女人有偏见，认为女人不可能画出这么好的作品来。于是他们认为潘玉良背后有“枪手”。

潘玉良在上海举行第四次画展时，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就挑衅性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潘女士，听说你的这些画都是他人代笔，你每个月还向人家支付润笔费，是否确有此事呢？”全场顿时安静了，一些人好整以暇地等着看潘玉良的笑话。

潘玉良也不说话，她走到一个正在临摹她的画的学生面前，借过画板和油彩，对着玻璃开始画起自己的自画像来。

刷刷刷几笔，几分钟就画好了一幅素描。潘玉良把画展示给记者们看，台下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代笔的谣言也不攻自破了。

虽然这样，但是潘玉良回到驻地，压抑了许久的委屈的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哪里才能给自己一个平等、有尊严的生活环境呢？

二、与潘赞化原配夫人的矛盾成了她远涉重洋的导火索。其实当初遇到潘玉良的时候，潘赞化是有妻子的。

但是二人日久生情，再者举目无亲的潘玉良也无处可去，在她的坚持下，还是不惜屈尊做小，只求陪伴在潘赞化身边。于是，由大名鼎鼎的陈独秀给他们做了证婚人。

其实，潘赞化的老婆是知道潘玉良的存在的。当时，潘赞化去云南，参加蔡锷的护国军。

后来，他还辗转各地做过中低级官僚。潘赞化与住在上海的潘玉良也是聚少离多。而潘赞化的原配妻子住在老家安徽桐城。

潘玉良为了接近三人之间距离，主动要求把潘赞化与原配生的儿子潘牟接到身边照顾。并且与潘牟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三人之间的短暂的平衡打破了。潘赞化投身革命，为抗战多方奔走宣传。由于丈夫不在身边，时局又很动乱，潘玉良只好回到潘赞化的老家，与原配夫人住在一起。两方面的矛盾再次激化。此时的潘玉良实在忍无可忍，她只得离开中国，前往法国旅居。

期间，因为两国文化的差异，她的画在法国并不是很受欢迎，因此，她的生活也是举步维艰。但是，她却将在法国卖画得的钱寄往国内，支持抗战。她还创作了画作，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累累罪行，得到了著名爱国文艺大师田汉先生的高度评价。

三、复杂的时局及丈夫去世，又阻断了她回国的路。抗战胜利以后，潘赞化的原配夫人已经去世，潘赞化孤身一人返回老家安徽桐城，做了一名中学老师。得到消息以后，潘玉良打算回国跟丈夫团聚。

然而她还没有动身，内战就爆发了。身处异国他乡的潘玉良和潘赞化失去了联系，她也只好暂时停止了回国的计划。

新中国成立以后，潘玉良和丈夫取得了联系。但是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抗美援朝，而潘玉良生活的法国也派军队参加了所谓的“联合国军”。

中法成了敌对国，外交关系暂时中断，潘玉良无法办理回国的手续。这件事就又搁置了下来。

1959年，潘赞化病逝于安徽老家，潘玉良得到消息以后，悲痛欲绝。自此，在国内她没有一个亲人了。物是人非的中国，再也没有值得自己牵挂与回归的理由。

可见，潘玉良出国不归，实在是迫于当时人们的世俗偏见：由于她的出身而鄙视她，由于她是女人而置疑她的才华。

这些，都给潘玉良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使得她有了逃离的想法。而她与潘赞化原配夫人的矛盾，则是迫使她离开祖国的直接原因。

而后来，又由于抗日战争、内战、朝鲜战争等，潘玉良一次次失去了回到心心念念的祖国的机会。这也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

而丈夫去世，也使她彻底断了回国的念头。

心灰意冷的潘玉良选择继续在法国生活。

在此后的几十年，她自称是“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

此间，她全心创作，留下了4000多幅画作。

1977年，82岁的潘玉良病逝于法国。临终之前，她交代给友人三个遗愿：为她换上一套旗袍，作为一个中国女人下葬；将潘赞化送给她的项链和怀表转交给潘家的后代；

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友人按照她的嘱托，一一照办。

他们把她的4000多幅作品交给了中国驻法大使馆。1984年，潘玉良的作品远涉重洋，回到了祖国。

潘玉良一生是不幸的，因为她小时候被卖到过妓院，而成为她一生的诟病。她因此饱受人们的非议与冷眼，甚至还有致命的伤害。

而她又是幸运的，因为她遇到了一生的贵人：丈夫潘赞化。并且她的作品在她身后被世人所肯定，而她一心追求艺术的故事也始终被人们所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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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妾之争，世所不容

在事业上潘玉良非常顺利，没想到家庭关系上却一路下风。

潘赞化由于忠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人又相当正直，不为袁世凯和后来的北洋政府所容，被逐渐排挤。

1915年，在妻子潘玉良留在上海接受文化补习的时候，潘赞化依然离开上海，进入云南参加蔡锷的护国军讨袁运动，也立下大功。

可惜讨袁胜利以后，蔡锷大帅很快病死，潘赞化被北洋政府皖系，直系军阀所压制，始终担任中低级官僚，郁郁不得志。

除了事业不顺以外，潘赞化原配太太和潘玉良的冲突也逐渐出现。

潘赞化的大太太是老家一个名门女孩，她是标准的旧式女人，裹小脚，不识字，相貌平平，由于出身大地主的富裕人家，她的架子还比较大。

对于潘赞化娶妾，这个妾还是个妓女，她虽然表面上不好反对，心里也是极不高兴的。实际上这也好激烈，就算拉登的夫人，一个生活在一夫多妻制国家的女人，仍然说：就算是阿拉伯女人，也没有人乐于将自己的丈夫跟别的女人分享。

在潘赞化定居下来以后，潘太太曾经不顾一切的去找老公，单被潘赞化拒绝了。此时没有什么心机的潘玉良却说，潘赞化的儿子潘牟（跟前妻生的）应该来上海上学，自己可以照顾。于是潘赞化将儿子接来，潘玉良对这个孩子非常的好。

潘牟12岁时曾经生过一次很厉害的伤寒病，严重时数日昏迷不醒，医生都称回天乏术，潘玉良衣不解带一周之久，精心护理，终于将潘牟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潘牟、潘玉良几十年的书信往来，都是以：“亲爱的吾妈”、“牟儿”互称。

可惜，有哪个父母能离得开孩子，最终潘赞化的原配夫人忍不住思恋丈夫孩子之情，也赶到了上海。

这样，无论潘赞化是否同意，他被迫同一妻一妾一起生活。

由于潘玉良知书达理，年纪又轻，潘的原配年纪很大，性格暴躁，潘赞化对潘玉良有一定的偏爱，也不愿去原配的房间。

他的原配大太太对此自然极为不满，有时候冷嘲热讽的说说潘玉良。性格其实也很强硬的潘不愿让丈夫难堪，都忍气吞声的算了。

就算这样还是出了事，原配太太因为又嫉又气突发眼疾，一度完全失明。

大家都知道，各种残疾中，最惨的就是瞎子。

这种情况下，善良的潘赞化只得再次把心思主要放在原配太太身上。

所以说，多妻制度的危害就是此，一个男人哪怕再好，恐怕也无法同时照顾好几个妻子，必然会有所偏颇，这对妻子们都是很大的伤害。

家庭搞成这种样子，潘玉良也急于设法解脱。在她拿到去国外的机会以后，就去征求丈夫的意见。

潘赞化其实不愿意妻子离开他这么久，不过他认为潘玉良素有大志，不能因为自己埋没他的才华，还是同意了。

当时潘赞化已经为参加北伐战争做准备，自己也是很忙的。他继续效力于老长官柏文蔚麾下担任副师长职务，准备投身于危险的战斗中。

1928年底潘玉良回国，当时丈夫还在前线激战，由于她名气很大，在1929年被任命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主任。次年又当时中国最高艺术学府--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长徐悲鸿聘请为油画教授，举办过四次个人画展。

随后的10年是潘玉良创作的黄金时期，可惜潘玉良却为社会所不容，家里更是闹成一团。

潘玉良出名以后，由于她曾经做过妓女的经历和相当不像权威屈服的性格，让她成为众矢之的。

潘玉良回国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人力壮士》，描绘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岩，岩石下脆弱的小花才得以绽露 笑脸。其时，日本人已经入侵东三省，这幅极具象征意味、表达中国人抗日决心的画作，被当时的一政府官员以1000块大洋的天价订购。

没想到，会展结束时，有人蓄意破坏了潘玉良的所有作品。《人力壮士》那幅画也被写上“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对此潘玉良几乎无法忍受，其实早在在上海美专求学时候，她已经遭受这种待遇。一名女同学知道她曾经做过妓女以后，甚至找到校长要求退学，名曰：“誓不与妓女同校”。

在潘玉良任教以后，一些同僚看不惯她的作风，私下说：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

据说有个跟她一直有矛盾的男教师，一次喝醉了酒，当面说了一句婊子，被潘玉良当场打了一个耳光。

除此以外，因为潘玉良画的太好，还有很多人认为女人画不出这样的话，怀疑她的画是别人画的。

在上海她举办第四次画展的时候，她把自己的一些比较得意的作品都拿出来了。画展之前举办的记者会上，她遇到了一个麻烦。有一个记者居然站起来就问她一个问题：潘女士，你的这些画听说都是别人画的，你每个月还会给那个人钱。

全场安静了，一些人面带讥笑的准备看潘玉良出丑。潘玉良这时却从容不迫的做了一件事，她笑了一下，然后就走到了一个在临摹她的画的学生前，把他的画板借过来，色彩借过来，当着记者的面，自己对着玻璃窗子，画自己的自画像，唰唰唰，一会儿就画好了，然后给大家看，下面是一片掌声，这个谣言不攻自破了。

当时潘赞化在外从军，而潘的原配妻子也已经失明。突然失明的人是极为痛苦的，这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将失明的责任归到潘玉良头上，认为是被她气瞎的。

潘玉良性格不像董竹君那样强硬，她相对比较软弱，一般的事情也就忍耐了。

但大太太却没有没了的发脾气，在她一再挑衅闹事下，潘玉良也无法忍受，忍不住反唇相讥，两人经常大吵大闹。

潘赞化见潘玉良被欺负，本来想责骂大夫人，但又想大夫人身有重疾也够痛苦的了，不忍心再说她。

潘赞化唯一能做的，就是勉强将两人分开居住。

由于大太太失明，潘赞化经常要去照顾他，也就很少来潘玉良住处。

潘玉良深感孤独，将心思完全放在事业上。

转机在1937年，当时抗战爆发，潘赞化投身抗战，为抗战多方宣传。由于丈夫不在身边，时局又乱，潘玉良只好和大太太再次住在一起，两方矛盾再次激化。

此时的潘玉良实在无法忍受，她依然离开中国，前往法国旅居，由此居住了40年之久，以卖画的微薄收入艰难为生。

----------------------潘玉良有多张自画像，可以看到她慢慢老去。潘玉良是幸运的，他遇到了潘赞化，成为民国一代女画家。但她又是不幸的，因为妓女的出身，让她成为妾，又被社会不容，最后被迫跟丈夫分居这么多年！

寂寞的晚年

在抗战爆发后，潘玉良其实自己生活也非常艰难，却将在欧洲卖画得到的钱款，捐给中国支持抗战，是很有名族气节的一个女人。

他曾经捐赠玉佛像支援绥远军民抗日的义展；发表讲话，谴责一些人在抗日时期“远离现实”“话多画少”；与“学会”同仁公开致电“国民政府”，强烈要求收回和赔偿被日寇在侵华期间抢劫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创作《屠杀》作品以揭露法西斯罪行等等，田汉曾撰文高度评价了潘玉良的爱国行动。就这一点，她比张爱玲，董竹君都要高出一大截，可见潘玉良并不是那种小女人。

当时的留学生们回忆：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 这几十年时间，潘玉良已经成为中外知名的大画家。她的画成为欧洲和中国知名的艺术品。

在抗战胜利后，独居8年之久的潘玉良，曾经很想回国，跟丈夫团聚。当时60岁的潘赞化原配夫人已经去世，他自己返回桐城老家，潜心教育工作，成为一个中学老师。

可惜，潘家夫妻两人的运气真的非常不好。

就在潘玉良要回国之前，国共内战又爆发了，全国到处都是一片战乱，潘玉良只好继续等待中国实现和平以后再说。

1950年国共内战结束，没想到随后朝鲜战争又爆发。

而潘玉良所在的法国，也是和中国作战的联合国军一份子，中法完全断交，潘暂时无法回国了。

到了朝鲜战争结束，中法两国虽然没有建交，却心照不宣的开始了经香港中转的人员流动。潘玉良再也无法等下去，决定回国。没想到，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

1957年，她突然听到恩师刘海粟被打成右派，革除教职，并被气的瘫痪在床的消息。潘玉良第一不懂什么叫右派，第二她根本就不知道，刘海粟变成大右派是什么概念，所以她写信问丈夫潘赞化，到底怎么回事。

丈夫潘赞化在回信中告诉她右派就是反革命，是国家的敌人。丈夫还告诉他，不但刘海粟成为右派，连潘玉良带过9年的孩子潘牟（潘赞化跟原配太太的孩子，同潘玉良关系很好）也被打成右派，至于潘赞化自己经历复杂，更是朝不保夕。

潘赞化在信中让潘玉良千万不要回来，至少观望几年再说

可惜就在她观望的2年内，已经回到老家担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的丈夫潘赞化，因病去世，享年70岁。

丈夫死后，潘玉良在国内已经没有一个亲人，由此彻底打消了回国的计划。

随后几十年，她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潘玉良客居海外40年，终日在卧室作画，很少外出。

潘玉良在法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她的画由于和欧洲传统作品有所区别，并不被国外主流艺术界所接受，这40年来也没卖出去几副画，收入很可怜。

潘玉良生活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往往靠友人接济度日，其他大部分时间依靠法国政府提供的救济金度日。

大家都知道，救济金是仅能糊口和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晚年，他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的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非常清苦，但是潘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

--------------------扮演潘玉良的是两个大美女，巩俐，李嘉欣，实际潘玉良本人并不美丽。 到了晚年，潘玉良开始和法国中餐馆的老板王守义走近（非王守义十三香那个王守义）。他们其实认识已经几十年时间，王守义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接济过经济困难的潘玉良。

1937年潘玉良第二次再次来法国时，他们第一次认识相识。年纪已经不轻，却没有结婚的王守义对潘玉良几乎是一见钟情。这么多年来，王守义始终在潘身边，默默地为她服务，照顾她，爱护她，不求任何回报。潘玉良性格耿直，又不善经营，很少卖画，生活上一直比较拮据。王守义开始为她送去了面包黄油，后来还为她设置画室，举办沙龙，并陪着她到外景地写生。王守义经常早去看望潘玉良，陪她到公园散步，中午一起到他的餐馆用餐。有一年玉良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也是王守义去买材料修理装修。二战结束后，做小本生意为生的王守义又设法筹资，为潘玉良在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家举办画展。

潘玉良在西欧画坛上的声名与王守义的 多方努力密不可分。 王守义其实对潘玉良颇有感情，对这一点潘玉良也心知肚明。但潘玉良一直以潘赞化太太自居，从不给王守义任何机会。 王守义对潘玉良照顾有加，直到潘玉良1977年去世，整整40年之久，如果是结婚的话，这也是红宝石婚。一个男人能够因为爱情，苦守一个女人40年，真是很了不起！

83岁的潘玉良临终之前，交代给守在旁边的王守义三个遗愿。

第一，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作为一个中国女人下葬。

第二，她留下了两个遗物，一个是挂着一个鸡心盒的项链，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是当年潘赞化和潘玉良结婚时一张小照。潘玉良一直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了几十年。另一个是一块怀表，是她第二次到法国的时候，潘赞化把她送到江边，临走时给她的。这两样东西，她交给了王守义，她交代一定要把这两样东西再转交给潘家的后代。

第三件事情，就是她的夙愿，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其实当时潘玉良的作品已经很值钱了，她交给王守义的高达4000多件。在2005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会上，潘玉良画于1949年的一幅自画像以人民币1021.8万元成交。如果当时王守义将这些画作侵吞，或者只占有一部分，他自己后半辈子也完全不愁了。

诚实的王守义忠实执行了潘玉良的遗愿，还主持了她的后事，并花重金在蒙巴纳斯公墓买了一块使用期一百年的墓地，安葬这位传奇的女画家。 他还在大理石墓碑上亲笔书写了“潘玉良艺术家之墓”几个汉字。

王守义死后，根据他的遗愿，朋友将他就埋在潘玉良的身边，两人生不能同窗，至少死能同穴了。 潘玉良一生是贫穷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至少她的作品在她去世后被世界所肯定，而且她身边始终有一个爱他的男人存在。

遗憾的是，潘玉良一生并没有生育一个孩子，据说是她年轻时候怀孕后不幸小产，从此就没有再怀孕，这是她晚年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