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搜香港问题，阅读量高的文章，往往都是从历史、经济各方面，去阐述问题的来龙去脉。进入到我们视线里的，似乎没有一篇说到，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从来也没想到过。直到我了解了这群青年做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祖国不好，你就去建设她。
如果你觉得人民没素质，你就做一个高素质的公民。
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你就好好学习，并改变身边的人。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
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
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如果每个人都阴沉冷漠，中国就暗无天日。
如果每个人都活成一束光，中国就必将是一轮闪耀的太阳！”
01青年创业氛围，香港比大陆起步更晚
王凯是香港青年创协的会长，他在湖北读本科时就接任了湖北大学的创业协会会长一职，在任期间显著地扩大了协会的在校内外的影响力。
2014年时，李克强总理就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了祖国青年群体的创业热情。2016年王凯到香港城市大学读研究生，发现当大陆的许多高校都设立了创业学院做创业教育与扶持时，香港各大高校竟然都没有创业类协会。
香港青年的创业氛围明显落后，跟香港的缺乏实体经济、产业失衡有很大的关系。另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支撑其经济的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发达，高等教育在政策下扩张，这些学历普遍很高的青年都希望从事高端岗位。在香港，最优秀的大学生读金融、法律和医学。对于香港青年来说，创业的成本很高，香港的租金、生活成本高，一个青年毕业后能拿两三万的工资，而创业却要投入金钱，如果失败了，从家庭到整个社会的接受认同度都不高。
入学城市大学后的王凯，很快在学校创立了创业协会。社会学专业的他，认为社会的一些问题，不是能靠政府去解决，也不是能用商业去解决，而是需要社会组织去推动。当时的王凯还票选上了学校校董会的成员、硕博生的学生会主席，这些角色让他能更好地推动创协的发展。
随着香港“结构性失业”问题的突出，青年人毕业时越来越难获得理想的工作机会，20年前大学生毕业就能拿到过万的工资，但是20年来，薪资的涨幅相比于房价的上涨显得非常微小。这种背景下，其实不少学生对创业都有好奇与期待。当时王凯创建的创业协会很快就吸引来了300多个成员。
王凯
2017年，香港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在施政纲要里面提出要把香港的科研成果进行落地。同年，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大湾区的政策被提出。
香港青年遇到了历史上更好的创业机会。王凯在城市大学的创业协会办得有声有色，其他高校的学生会主席也纷纷提出想在学校创建这样的协会。筹办和发展一个协会需要投入不少精力，大家都面临学业的压力。王凯与学校领导沟通后，学校建议王凯在学校以外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再与各个高校合作。由此，独立于高校以外的香港青年创业协会于2017年5月成立。
协会设有投资融资部、技术转移部、政策研究部、大学联络部等多个部门，在政策解读、投融资、场地服务、科研成果转化等多个方面给香港青年提供创业支持。
协会参访招商蛇口
02反修例风波，他们站了出来
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愈演愈烈。
身在香港青年群体，协会成员们对这次风波早有感知。晚上大家讨论协会工作时，旁边的办公室常常就是学生团队在讨论明天的示威游行。这里面的意见领袖，往往就是在学生群体里更有影响力的学生会主席。
学校里不少同学都参与了这场反修例风波：他们有的是参与和平集会的“理性派”，有制作汽油弹的“黑衣人”，还有的碍于家庭或者工作原因没有亲身参与，会在网上分享信息表示支持。
从小到大的家庭教育、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影响、媒体的宣传、历史教育的教材内容、民生问题政治化……让这些青年将大陆政府视为极权，他们希望香港维持高度甚至是完全自治香港新任特首，不受干预。
反修例的风波，影响了协会的工作，很多会议、事项、活动都没法如期进行，但比起协会工作，当下似乎有更重要可以做的事情，协会成员们决定站出来，在青年群体中发出另一种的声音。
国庆前夕，执行会长嘉威发起并策划，联合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八大高校学生，在祖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一起献唱《歌唱祖国》，视频在网络上获得过千万的播放。
活动的想法临时产生，拍摄的时间很紧张，宣传部长星乾扛着设施设备，一天跑多个地方，终于及时完成了视频拍摄。星乾一开始时想，以自己在香港的朋友资源，应该可以轻易号召人50位以上的学生来参与到这个事情，但是到了真正拍摄时，他只找到了寥寥十几人。“原来大多数人的爱国只是说说而已，”星乾感慨道，虽然私底下，大家针对这次风波，会表达爱国的意见，但是真正需要行动时，多数人还是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尤其是当时反对派有越来越多的非理性行为，让大家担心遭到反对派的报复。
风波中示威者将国旗扔到海里，副会长文伟发起“守护国旗行动”，第二天，数百名市民自发站到街头守护国旗。
协会的成员鹏翔众筹2万元，在报纸上刊登青年们关于“香港，停一停，想一想”的看法。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有考虑到可能会有人身危险，但想到以前的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那个时候都不怕牺牲了，我们也不应该太弱了吧，要站出来。”
03面对不完美，个体用微小的力量改变
调查显示，香港青年不愿意到大陆工作的原因主要有：资讯自由、安全、职场文化。他们难以接受一个不能使用、、等主流社交媒介、不能看到外国主流新闻的环境；他们担心包括食品、治安、交通秩序的安全；他们对大陆强调讲关系的文化抗拒。
创协团队，在两岸文化融合上扮演一个微小桥梁的角色，他们尤其明白香港青年的顾虑。大陆社会跟香港社会，有它各自优劣的地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出台，向香港青年展开了怀抱，“百闻不如一见”，若是香港青年勇于“北上”，或许能在这片不完美的土地，分享其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香港青年享受大湾区创业的很多政策福利，包括人才补贴、人才公寓、场地租金优惠等，但当他们去申请时，常常不知道要找什么部门，或者跟相关部门沟通时，感觉进展繁琐而缓慢。王凯会帮助和鼓励他们去完成这些事项，但同时他也直白地说，如果连这些困难都克服不了，那还是不适合创业，还怎么跟内地的企业竞争，还是回去吧。
从媒体宣传上，会看到协会与大陆各地政府机构都有建立合作，甚至一些地方政要都接见了他们。从政府机构的角度，各地政府达到了宣传的效果。其实去掉光鲜宣传的“务虚”的部分，协会在背后落地上还有非常多的困难和挑战，但从协会的角度，他们也实现了“务实”——建立了与政府常态化沟通的机制，更好地去帮助创业者去享受政策、提供工商、税务等基础商务服务。
联盟座谈会
协会作为非盈利机构，干事们都是无偿工作，星乾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工作，在自己本职的工作以外，他每天都会为协会的宣传工作到凌晨。“会长的要求很高，文案上像名字的排序这种小细节都需要注意。”支持他工作的动力是因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认为做这样的事情能真正促进两地的文化融合。“香港虽然回归了但是很多青年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回归祖国。”
王凯作为优秀的学生干部，毕业后找一份薪酬领先的工作并不难，但他选择全职做创协的工作。创协用承办商业大赛、申请政府补贴、为初创企业提供性价比高的商务服务的方式获得运营费用。在创协的工作能够最早接触到前沿科技的项目，王凯并不担心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与经济回报。
签订合作协议
90后的郭玮强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发明的“随身宝”是能在托运时定位的行李箱。2016年他参加创业比赛路演拿到了第一名，获得推荐入驻前海的机会。免费的办公场所、团队多人享受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30%甚至更高的减免税政策、融投资的对接，借助珠三角城市群的制造产业链做产品制造，非常便捷。郭玮强在协会的帮助下享受到了众多便利和支持。
林恒一是香港出生长大的85后，在香港理工大学读博期间开始了智慧楼宇的创业。公司与太谷、鸿基都有合作，但香港的市场让他感觉很快到天花板。2016年香港新任特首，林恒一北上内地发展，进驻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这一举动让身边很多朋友都感到新奇。“他们大多数人在香港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对内地的很多政策及商业文化十分好奇。”人生地不熟、摸着石头过河，但林恒一发现内地的文化并不是那么难适应。在前海，林恒一的团队经常获邀媒体采访，知名度大大提高。他们还接触到不少前来考察的大牛企业，公司在香港只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很难遇到上市公司董事长、商业界大咖，这些交流也促进了他们在香港和内地的业务。
类似这样的案例非常多，这些香港青年在协会的帮助下，快速享受到了政策支持、融资机会，感受到了祖国广阔的市场、完善的制造产业链。
协会赴深圳龙岗区交流合作
历史老人曾经在1997年出过一次考题。在回归前夕，许多香港人远走他乡，但最后的事实证明，他们错过了和祖国一起发展的良机。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今日的香港青年，在老去的时候，他们需要面对下一代，是责难还是感激，是将香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在香港之外的我们呢，除了指责香港青年，在两地融合上面，有没有我们普通人可以做的事情？香港青年创协的这些后浪，作为微弱的个体，或许正在给历史上交一份不错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