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这部小说已经被吹捧高得不能再高。谁若说《活着》不好，恐怕会招来众多反对意见。

但我只说个人观点，不代表他人。

文学即人学，是以塑造人物为中心的一种艺术品。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的言行举止和所处环境必然和社会产生联系。小说通过人物事件来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因此就必然会和政治扯上关系。那种认为文学可以脱离政治只剖析人性的说辞，显然是不靠谱的。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试问，那四十多个国家对我们民族的发展史都了解吗？尤其近百年来我们从一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旧中国，发展成一个积极健康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这个过程他们都了解吗？我看未必。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看好《活着》，为什么对它特别感兴趣呢？

答案显而易见，他们看中的是福贵这个流氓赌棍无赖，在旧社会无恶不作，在新社会又遭受迫害噩运连连的典型。这个所谓的典型，当不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西方人看到这些，会产生哪些联想和认知，还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吗！

退一万步讲，苦难人人有，深浅各不同。福贵的遭遇，能作为新社会人物的缩影吗？如果单纯描写苦难苦难还是苦难，看不到一丝光明和未来，意图反映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主题，又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活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每一个人物在当时现实生活中都找得到原型的，根据文学艺术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对某些人物形象进行了升华塑造。《活着》这部书能够出版，是因为在九十年代百花齐放的社会环境，换了一个社会环境，肯定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就和文革时期视为“大毒草”的那些文学作品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都平反认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