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快乐
献给父亲
贾平凹
人活着的时侯，只是事情多，不计较晚上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上去：算一算，再有二三天，我妈就三华诞了。
五年里，我仍然有个奇怪的看法，就是感觉我妈没有死，并且还认为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晓得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晓得在哪些时侯睡觉的呀。
我妈跟我在重庆生活了十四年，大病后大夫认定她的各个脏器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棣花老家维持诊治。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下。
到了第七天的夜晚，她闭着的眼是再没有挣开，但她肯定还是觉得她在挂液体，没有意识到自此再不睡醒，由于她起身时还让我妹把给她擦脸的浴巾洗一洗，木梳置于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锁匙没有解，也没有交待任何后事啊。
五年曾经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两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常常错过喝水时间，通宵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思念我哩。
我妈在思念着我，她并不以为她早已死了，我更是认为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些觉得就非常强烈。我常在写作时，忽然能看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深切，一看到喊声我便习惯地朝左边扭过头去。
从前我妈坐在左边那种卧室的卧室上，我一埋首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得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之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如今，每看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入那种卧室，心想我妈从棣花来南京了？
其实是卧室里哪些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芋头了。其实，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壁的她那张相片里，我便给相片前的香炉里烧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整整两年了，我给他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一直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由于所有的儿子，儿女们都觉得是伟大又善良，我不乐意重复这种熟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口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
早已很长时间了，即使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唆唆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晓得该献给谁去。
在成都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种卧室，我没有动一件灯具，一切摆饰还原模原貌，而我再没有看到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过着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返乡下老家了。去年的春天太湿太冷，每天被脾虚睡醒，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卧室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当是凉爽的吧。
三华诞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习俗是要办一场典礼的，我打算着纸钱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父子再也无法相见，忽然热泪肆流，长声流泪……
（选自2018年第5期《晚晴》）
儿子节快乐
不为何
冰心
有一次，幼小的我，突然走到父亲面前，仰着脸问：“妈妈，你究竟为何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下巴抵住我的脸颊，温柔地，毫不犹豫地说：“不为何，——只因你是我的父亲!”
小同学，我不信世界上还有其他人能说这句话!“不为何”这四个字，从她口里说下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她爱我，不是由于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自私的尊称！她的爱是不附送任何条件的，惟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父亲。其实，她的爱，是依循一切，拂去一切，劈开我前后左右层层蒙罩的，使我成为“今我”的元素，而直接的来爱我的自身!
即便我走到幕后，将我二六年的历史和一切都变更了，再走到她面前，世界上纵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只要我仍是她的父亲，她就仍用她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她爱我的肉体，她爱我的灵魂，她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
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海波如山通常奔涌，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就像一张蓝纸卷了上去；树枝满空飘落，鸟儿归巢，走兽钻进它的岩洞。万象纷扰中，只要我能寻到她，投到她的怀里——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对我的爱，不因万物毁灭而变更!
她的爱不但包围我，但是普遍地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由于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更爱了天下的女儿。小同学，告诉你一句小女儿以为是极浅薄、而大人们以为是极深奥的话：“世界便是这样建造上去的!”
（选自2019年第3期《中学生阅读》）
【多识】
冰心“爱的哲学”——它形成于急风暴雨的五四时期。冰心用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感知与理解,用对人类的爱心,慰藉这些世事苍凉中遭到伤害的人们,用超卓的哲理抚慰世人心灵的孤寂,用心灵的爱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爱的哲学”是冰心文学创作的灵魂，是渗透于冰心作品中的文学精神。冰心诗歌创作的总主题是爱，在其作品中她用“爱的哲学”歌颂父爱、赞美纯真、礼赞自然。“爱”几乎是贯串冰心一生的纽带。
冰心将父爱主题发挥到极至，写下了许多赞美父爱的精典之作。她这样写道：“造物者-----如果在永久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救恩，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父亲的怀里，父母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里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这种充满深情，满腔挚爱的赞歌，在冰心作品中还有好多。她将父爱的无私、圣洁、高尚、伟大描写得情真意切，质朴催泪，导致了读者强烈的爱情共鸣，在五四以来的女诗人中，冰心是第一人。
目送
龙应台
华安上中学第三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中学。五月初，家家户户庭院里的苹果和桃树都布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树干由于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枝丫，钩到过路行人的毛发。
好多好多的女儿，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父亲的、妈妈的手掌里，小声的目光，注视着周遭。她们是幼儿园的结业生，然而她们还不晓得一个定理：一件事情的结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忽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并且在这么多穿梭纷扰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儿子的背影──就好象在一百个小孩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然还能确切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四色的书包向前走，而且他不断地回头；似乎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仰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日本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挥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手臂，似乎缠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显著地在勉强忍受丈夫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签证检验；我就站在外边，用嘴巴跟随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向前挪。总算轮到他，在海关窗口逗留片刻，之后取回签证，闪入一扇门，顷刻不见。
我仍然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并且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如今他二十一岁，上的学院，刚好是我教课的学院。但虽然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虽然同车，他戴上音箱──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锁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汽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耳朵望向黑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沉，可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汽车来了，遮住了他的身影。面包车开走，一条昏暗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渐渐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子母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份就是此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躺卧在大路的这一端，看着他渐渐消失在大路拐弯的地方，但是，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毋须追。
（选自龙应台诗歌集《目送》）
【多识】
《目送》——是继《孩子你渐渐来》《亲爱的安德烈》后，龙应台倾心创作的一部思索“生死大问”的诗歌集，是一本感受性的人生之书。龙应台说这是一部送给自己女儿、母亲和兄弟们的书。有评论者觉得冰心散文《母爱》，这本书除了是为作者的同代人写的，同时也是献给上一代和更年青的下一代的。在书中，振翅高飞的儿子、即将离去的女儿和躺卧在大路这一端目送她们的作者——三代人的情感一样丰沛，只是各自抒发的方法不同。龙应台以她流畅的笔法写出了三代人的心情，写尽了凄婉，如烛光冷照山壁，让每一代读者都从中有所体会：再多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向前走，用现今来弥补过去的空白和创口，带着爱和释然与生命和解。
赋得永久的悔
季羡林
我早已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六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外到美国;从中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坎坷折，坎曲折坷。既走过阳关大街，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听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悲伤并驾，沮丧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堪称多矣。要讲懊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真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由于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家乡，离开丈夫。
我出生在鲁东南一个极端贫苦的村落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我祖父亲早亡，留下了我女儿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妈妈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得到他人家的沙沟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果腹。这其实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北京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北京落住了脚。于是我妈妈就回到了家乡，说是农户，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北京有时寄点钱回去，母亲赖以生活。不知如何一来，居然寻上了婆婆，她就是我的妈妈。父亲的娘家郭姓，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那里有钱、有闲念书。所以我父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子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父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丈夫。
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如何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其实都会给点支助，但是像中福建旱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支助他的爷爷了。
家里日子是怎么过的，我年纪太小，说不清楚。总之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根据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稻子面)最高，其次是吃魅族面或棒子面炸糕，最次是吃红高梁卷饼，颜色是红的，像芥菜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魅族面或棒子面炸糕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份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无法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我也偶而才能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春天农忙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哪些稻子可收。隔壁住的宁家大哥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一团糟——就带我到同村或石村富人的地里去“拾稻子”。所谓“拾稻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稻子，总都会剩下这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那些穷人就来“拾”。由于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己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哥和大姑对我非常照料，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女儿，拾上一个夏季，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那些都是父母亲手搓下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之后，父亲便把稻子磨成面，蒸成包子，或贴成白面炸糕，让我开胃。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稻子的成绩其实是有点“超常”。到了端午节——农民嘴巴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饼干，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后面，大吃上去。在当时，对我来说，粽子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未能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父亲是否也在吃。如今回想上去，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可是饼干，连其他“白的”，父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约是毕生就与黑色的高梁卷饼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果了。
至于菇类，吃的追忆虽然是一片空白。我老子家对门是一家卖煮猪肉的作坊。给农户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户便以非常低的价格买来，用十分野蛮的办法杀害，把肉煮烂，之后卖掉。老猪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户就在肉锅里尿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户心肠好，有了这些情况，就昭示四邻：“今天的肉大家别买!”老娘家穷，即使非常疼爱我这个女儿，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排骨汤，聊胜过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腹部，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吞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渐渐地吃。这一块鸡肉真可以同饼干抗衡了。
我在父母身边只呆到六岁，之后两次送葬回去，呆的时间也很短。如今我追忆上去，连父母的面影都是迷蒙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非常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怎样也追忆不起父母的微笑来，她似乎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苦，父亲远离，她饱受了苦难，微笑从何而至呢?有一次我回去听旁边的宁大叔子告诉我说：“你娘常常说：‘早晓得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怎样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边含着多少艰辛、多少感伤啊!妈妈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渴望自己的孩子回去啊!但是这个孩子却一直没有归去，仍然到父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小学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渐渐理解了。并且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纵使未能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发愿：一旦学院结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刻迎养父母，但是没有等到我学院结业，父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脸上。我不忍想象父亲临终想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都会心肝俱裂，泪水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北京，又从北京赶回清平送葬的时侯，见到了父亲的棺木，看见那狭小的房间，我真想一头摔死在棺木上，随父亲于地下。我懊悔，我真懊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丈夫。世界上无论哪些名誉，哪些地位，哪些幸福，哪些尊贵，都比不上呆在父亲身边，虽然她一个字也不识，虽然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选自《季羡林诗歌集》）
【多识】
季羡林——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上海学院惟一的终生院士。1911年8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清平县(现泊头市)康庄镇陈庄一个农户家庭，早年留学美国，精通多国语言（日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英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族印欧语族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后现任中国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大学南亚研究所主任，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其专著汇编成《季羡林选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2009年7月11日去世于上海。
合欢树
史铁生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习作赛事中得了第一。父亲那时侯还年青，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习作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这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尽兴，故意笑：“可能？哪些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兵乓球，把她气得一团糟。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大衣。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去掉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当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父亲那时已不年青，为了我的腿，她身上开始有了白发。诊所早已明晰表示，我的病况目前没办法治。父亲的全副心思却还置于给我治病上，四处找医生，寻问秘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奇特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则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似乎那东西能把残废人营救困局。“再试一回，不试你如何晓得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敬地抱着希望。但是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沮丧，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灼伤。诊所的医生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截瘫患者。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担心，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畅快。妈妈惊恐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配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小心呀！”幸亏创口好上去，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觉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下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总算绝望。“我年青的时侯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如今差不多大的时侯，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习作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竭力把我的腿忘记。她四处去给我借阅，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影片，像过去给我找医生，寻问秘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父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得奖，父亲早已离开我整整五年。
得奖以后，登门访谈的记者就多，你们都好心好意，觉得我不容易。而且我只打算了一空话，说来说去就认为烦躁。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景区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何早早地召儿子回家呢？迷迷糊糊的，我看见回答：“她心中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来。”我的心得到一点开导，挣开双眼，看到风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里，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去。
丈夫过世后，我们搬了家。我甚少再到父亲住过的那种院子儿去。院子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时常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乐意去哪儿院子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便捷。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父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谈，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总算又提及丈夫：“到院子儿去瞧瞧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去年开花了！”我心中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家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先住的房屋里现今住了夫妻，女的刚生了个女儿，女儿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阳台上的树荫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父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去时在街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猪笼草，种在花盘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父亲从来喜欢这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出芽，父亲哀叹了一回，还不舍得丢弃，仍然让它长在竹笼里。第五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并且繁茂了。父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外的地上，有时嚷嚷，不晓得这些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伤心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大树忘掉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瞧瞧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女儿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里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儿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荫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院子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这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家都不晓得我得奖的事，其实晓得，但不认为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即将工作。这回，想摇车进院子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卧室都扩大，走廊窄到一个人推单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家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如此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懊悔前三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瞧瞧。
我摇着车在街上渐渐走，不急着回去。人有时侯只想只身静静地呆一会。忧伤也成享受。
有三天那种女儿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这些摇晃的树荫儿，会想起他自己的父亲，他会跑去瞧瞧那棵树。但他不会晓得那棵树是谁种的，是如何种的。
（选自2019年第4期《小品文选刊》）
【多识】
史铁生：轮椅上的艺坛硬汉——史铁生，当代知名诗人。祖籍广东涿县，1951年出生于天津。著有中长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命若琴弦》《往事》等；诗歌随笔集《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短篇小说《务虚笔记》以及《史铁生作品集》。其中多部作品被译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我与地坛》等作品曾鼓舞了无数读者。而史铁生那些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作品都是在病榻上完成的。21岁时史铁生手臂截瘫，躯体就被固定在方寸之间，30岁那年又患上严重的哮喘冰心散文《母爱》，从1998年开始每周必须做3次肾透析……为了防止加重心脏负担，他在日常生活中甚至连水都不多喝。自诩是“职业是得病，业余在写作”。那位轮椅上的艺坛硬汉忍受着巨大的痛楚，凭着惊人的毅力，在喧闹浮躁的社会里，从容地阅读着生命这本大书，用执著的固守和生命之美，用深具哲思的作品悄无声息地安抚、塑造着许多人的灵魂。2010年12月31日晚上突发中风去世，享年5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