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不庸俗，简浅不简单

——读吕思勉《三国史话》

冯菲菲

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最初以单篇的形式陆续刊发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刊物《知识与趣味》，1943年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这部经典通俗历史读物后来一版再版，广受读者喜爱。2014年10月，鹭江出版社再次推出吕著《三国史话》，附录收入吕思勉有关三国历史的20篇札记，是较为完整的版本。

作为“现代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吕思勉的国学基础深厚，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三国史话》把专业的历史知识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表述出来，很好地完成了史学成果的转化，实现了历史工作者人文道义的责任承担。

常言“以史为鉴”，吕先生不以为然。“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所以研究历史，“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楔子驳“前车之鉴”，开篇就亮明自己的史学态度。

吕思勉说三国，首先由“宦官”和“外戚”开讲。这是东汉末年盘根纠结的两大政治集团。吕先生上溯至《礼记》：“宦学事师，非礼不亲。”详细解释“宦”字，为“学”，为“仕”，又可做“养”（门客）。至汉光武帝之后，“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接着剖析皇帝为什么相信宦官。

如果单独拎出《黄巾》篇，或可称作“道教起源论”。吕思勉说中国宗教的特点。教理大多浅陋，总不免要有些依附。黄帝无书，老子有书，于是就因黄及老，把老子的书来使人诵习，老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人牵去做了道教的始祖。其实黄巾军才是道教始祖。

这些文章史料丰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董卓的扰乱》、《替魏武帝辩诬》、《替魏延辩诬》、《司马懿如何人》等篇，吕先生利用确凿的历史证据，品评三国人物的得失功过，重点放在《三国演义》对社会大众的误导。

吕思勉说董卓，“苦于他其实是不懂政治的人”，“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对董卓给予了历史的同情，更指出了“后汉时西凉兵的扰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其中包涵有很深远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在内。”这一看法具备了大历史观的眼界。

吕思勉说曹操，“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不肯有失臣节”、“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另一位指孔明）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评价是否过高，有待专家商榷。联系吕先生著文时代，曹操“白脸奸贼”的形象深入人心，在这种乌漆墨黑的氛围中，吕思勉为曹操突围，还他一点清白，这种历史大家的胸襟和勇气是很难得的。

吕思勉谈《历史和文学》。他说文学是刺激感情的东西，要求情感满足，历史却要谨慎，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文学固然有文学的趣味，历史也有历史的趣味。”历史或能戏说，事实不可歪曲。吕思勉和《三国史话》引人思索：我们的历史通俗读物，怎样才能做到通俗不庸俗，简浅不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