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上中学就被选入学校的小品社联，有一次下班回去，满口嘟囔着：“大房屋，房屋大；小白兔，白兔小。”我就跟她搭话：“白小猴。”她倒是机灵，接着说：“兔小白。”我又接上：“兔白小。”我们俩边说边哈哈哈笑个不停。

这是戏剧中常见的“正反话”，按小品里的解释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反过来再说一遍。”这样的语言游戏有何意义？没有，不仅欢乐。而欢乐，正是童年的最大追求。除了小品，儿歌和童谣中也饱含着机智、诙谐的语言游戏。

就像集英社编辑部所言，“这本书是安野光雅按照美国广为留传的歌谣《小三角，倒过来》为基础所创作的绘本。”世界各国的歌谣中有好多都是相通的，这样的歌谣通常格式简单，用词简单，节奏简单，便捷不同语言能力的儿子都能读。周作人以前剖析过这个现象小了白了兔歌词，“儿初学语，不成字句，而自由节调，及能言时，恒复述歌词，自能成诵，便于常言。盖童谣学语，先辅音而后词意”。《小三角，倒过来》歌谣中所涉景物有些是台湾特有的，“但就一二名物，涉想成趣，自感愉悦，不求会通”。

只要快乐

本书的歌谣像极了正反话，也就具备了足够的吸引力，成为儿子们喜爱的语言游戏。一方面是由于歌谣中有节奏的重复，会给小孩以语言上的安全感，让任何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类似游戏的儿子很快上手。另一方面，这样的语言游戏中蕴含着女儿式的恶作剧，以看见其他小孩出洋相为乐。

安野光雅先生也讲求其道，在开始几幅简单的“白兔子”对“兔子白”和“白腐竹”对“豆腐白”之后，开始复杂上去，非常是在“青蛙跳”对“跳乌龟”之后，小孩们要对画面进行“阅读”，依次或则任意次序说出女儿跳、绿蚱蜢跳、蛐蛐跳、跳蚤跳、袋鼠跳、鱼跳、鹿跳、灰蚱蜢跳，其他的小孩就得快速地反应过来，一一说出跳婴儿、跳绿蚱蜢、跳蟋蟀、跳虱子、跳袋鼠、跳鱼、跳鹿、跳灰蚱蜢，稍有不慎，没接上，或则吭吭哧哧接慢了，再或则说错了，除了对方会哈哈大笑，连自己也会忍不住乐上去。

这样，在语言游戏中也弥漫了热闹氛围。有了这样的氛围，再加上愉悦的体验，于是歌谣的生命力就长久了。我们看似“简单无趣”的正反话接龙游戏，能让儿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且常玩常新。

重复中的语言游戏

在语言重复中，看似祥和的画面中虽然潜藏玄机。例如在“红乌龟、红苹果”的跨页中，一来一往的“红这个啊、红那种啊”应对时，说不定会对忽然出现的“红猴子”弄个措手不及，由于儿子说的是“红脖子”！看来，“红脖子”和“屁股红”绝对可以乐翻亲子共读现场。除了这么，在一片“红”中，那一个红色的黑蛇是不是很显眼呢？

跟父亲共读时在这儿停顿了一会儿，才被父亲给反转过来—没错，早已读四年级的妹妹也被我们热闹的阅读游戏完全吸引进来了，“红脖子，嘴巴红。”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侯，父亲早已在帮着解释了：“就是蛇的脖子。”

“一片红”的挑战刚结束，更难的“圆圆圆”就开始了……不仅是数目的降低，更是对观察力和嘴皮子的双重挑战。

还有心理的挑战

恶搞的儿歌还有心理的挑战。别忘了小了白了兔歌词，这是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安野光雅的作品，他的绘本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总能挺好地讨好小孩的心理需求。

小儿子们都担心哪些呢？本书后半段的阅读游戏中提及了黑漆漆的东西、地震和妖怪这三样可怕的家伙。虽然，连妖怪也是小孩们的最爱，就在那担心之后心曲的时刻，藏着童年的欢乐。安野光雅是晓得这欢乐的，于是在这本书最后的场景中，他派出了九种妖怪，怪模怪样地、张牙舞爪地吓唬小孩们。“好可怕妖怪，”我还配合着用“可怕”的指出语调来读，父亲一句“妖怪可怕好”，就把来“偷听”的弟弟给逗乐了。还真是，妖怪要是不可怕，那还叫妖怪吗？

儿童会在一次次的重复中进行语言游戏，可也不是完全重复，游戏内核相同，语言上有加快，每次推动一星半点的，这样的推动既是一种语言节奏，又是一种游戏的进阶—唯有这样，就能让小孩们既熟悉，有自信心，又得“提心吊胆”，眼到、耳到、嘴到。

本书的好看还除了这么，在语言游戏的持续中，从“小三角”和“白”之后，依次出现了“游”“红”“圆”“跑”“黑”；从客观存在的事物步入到主客观皆有的情绪世界，“地震好可怕”对“好可怕水灾”，“妖怪好可怕”对“好可怕妖怪”，而这二者背后又是台湾传统文化的反映，水灾、妖怪抒发了美国人对自然、对植物的崇敬。这么面对惧怕的事物如何办？神秘的“忍者”是不是可以把“妖怪”吓“不见”了呢？

儿歌留传于普罗大众间，其中所列出的事物都是小孩们所熟知的、常识性的，或则可以通过联想大致明白的。这么，我们把事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和正常描述“颠倒”过来，显得不这么正常，就形成了滑稽愚蠢的疗效，而女儿们在笑声中却可以从背面，或则不正常的语序中，更深一步地了解到事物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样看来，类似《小三角，倒过来》这样的童谣方式，可以丰富小孩的想像力，提高语言抒发能力，提高诙谐感，了解文字游戏背后的文化。

“真不能轻视了童谣。”安野光雅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