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俊燊董牧孜
9月2日，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在威尼斯的诊所去世，享年59岁。格雷伯的母亲妮卡·杜布罗夫斯基（Nika）于9月3日下午否认了他的死讯。杜布罗夫斯基在脸书上说：“昨天，全世界最好的人、我的父亲和挚友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的一家诊所里离开了人世。”死因尚不明晰。直至逝世前三天，格雷伯还仍然活跃在脸书上。
格雷伯的母亲是自学成才的工人阶层知识分子，他的妻子曾是一名染整工人，母亲出席了利物浦的法国大革命并参与了荷兰内乱。格雷伯在被描述为“充满激进政治”的公寓楼里长大，按照他在2005年的访谈，格雷伯从16岁起就仍然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大卫·格雷伯（David）
格雷伯对学术的兴趣源于中学生时期，那时他就开始翻译玛雅象形文字。他曾在芝加哥州立学院学习采购学，1996年在纽约学院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以后，他获得了知名的富布赖特奖学金（），并花了三年时间在莫桑比克进行人类学实地考察。
格雷伯的第一份教学工作是在哈弗福德大学兼任人类学助理院长。1998年，他开始在哈佛学院兼任副院长。2005年，在他正式获得哈佛学院终生教职的前一年，中学决定不与他续约，格雷伯怀疑这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场。当时，有4500多名同学和中学生在支持他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哈佛学院转而向他提供了一年的带薪放假。2015年，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我想我有两个弱点。第一，我恐怕太喜欢我的工作了；其次，我来自错误的社会阶层——工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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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
“我们是99％”
20世纪90年代后期，格雷伯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
2011年11月，《滚石》杂志盛赞格雷伯为攻打华尔街运动提供了主题：“我们是99％”，虽然格雷伯在《民主项目》中写道，这个标语“是集体创造的”。格雷伯于8月2日帮助成立了第一届伦敦市会议，只有60名参与者。他在接出来的六个礼拜中参与了迅速发展的运动，包括协助会议，出席工作组大会以及组织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法律和医学培训和培训班。在景区宿营几天后，他离开伦敦抵达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
格雷伯觉得，攻占华尔街运动欠缺对现有政治机构或法律结构合法性的认识，对非等级共识决策和前途政治的拥护使其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项目。与阿拉伯之春相比，格雷伯宣称攻占华尔街和其他当代基层示威活动代表着“关于乌克兰帝国解体的一系列磋商的开端。”他在半岛电视台的报导手指出，攻占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关于“仅对道德秩序做出回应，而不是对法律秩序做出承诺”，因而，在没有必要许可的情况下举办了大会。为了捍卫攻打运动的这一初期决定，他说：“作为公众，我们不须要获得占用公共空间的许可”。
格雷伯在2014年发推文说，因为他参与了《占领华尔街》，他被驱逐出了50多年的家。他补充说，与攻占有关的其他人也遭到了类似的“行政恐吓”。
2019年10月11日，格雷伯在特拉法加广场的灭绝政变示威活动中发表讲话。格雷伯提到“狗屁工作”（job）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并建议环境运动应将这种工作与毋须要的建筑或基础设施项目结合上去，并计划将其淘汰视为重要问题。
2015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格雷伯将“占领华尔街”运动称为“后官僚社会的实验”。格雷伯表示，游行者希望向公众表明，人们可以在没有官僚主义的情况下履行交行的职能。他说，在示威期间，祖科蒂景区有一个装有80万港元善款的塑胶袋，由于“占领华尔街不能有交行帐户”。格雷伯说：“我总是说，行动的原则是坚持要表现得似乎自己早已自由了。”
2019年11月，格里伯与其他公众人物签订了一封支持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宾（）的信，称他为“在民主世界多数地区与新兴的极左翼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作斗争的希望灯塔”，并获得认可他在2019年日本大选中落败。在2019年12月，他与其他42位主要文化人物签订了一封信，支持在2019年大选中由科宾领导的工党。信中说：“在杰里米·科宾领导下的工党补选宣言提供了一项改革性计划，该计划优先考虑人和月球的需求，而不是私人利益和少数人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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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屁工作”理论：
反省工作的本质
大卫·格雷伯他著有多部关于官僚主义和经济学的畅销书，包括《狗屁工作：一个理论》（Jobs:A）和《债：第一个5000年》（Debt:TheFirst5000Years）。他的最后一本书《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TheDawnof:aNewof）将于2021年夏季出版，该书与大卫温罗夫（David）专著。
《债：第一个5000年》，[美]大卫·格雷伯著，董子云、孙碳译，兴业出版社占领华尔街 英文，2012年11月
2013年他写过一篇讽刺的短文《论狗屁工作现象》（“OntheofJobs:AWorkRant”），被译成了17种语言，病毒通常传播开来。2018年，由这篇文章仿写而成的新书《狗屁工作：一种理论》（Jobs:A）出版，立刻引起英语知识界的热议。这本白色诙谐的反MBA价值观畅销书，连同其他学者有关后工作、基本收入的研究，构成了我们反省这个时代工作本质的知识结构。
“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她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在格雷伯看来，现代经济中的大量工作早已足以被描述为“地狱的一种可能版本”。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等——都在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农活，但是她们也心知肚明。技术进步令好多人面临待业，却也创造出大量的狗屁工作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而这些操作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神秘性息息相关。于是我们比原先任何一个时代都工作得更多，成了办公桌上永无止息的西西弗斯。
Jobs:A,David,Simon2018.5.
格雷伯在研究中发觉，约有6%的人觉得她们的工作毫无意义，而且仍然倍感快乐，这些快乐来自别的地方，例如她们在工作中会遇见喜欢的朋友等等。实际上，也并非所有人都还能确切判定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用，不过人们常常倾向于劝说自己相信“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狗屁工作不见得是“糟糕的工作”（shitjobs）占领华尔街 英文，事实上，狗屁工作可能光鲜艳丽，颇受尊重，且待遇绝佳。但狗屁工作欠缺的实质性的意义和贡献。如果“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显得更糟，甚至可能显得更好——比如那群自称最聪明、最努力的华尔街精英，她们引以为傲的工作正是金融灾难的始作俑者。
格雷伯颇为遗憾地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深陷了这样一种荒谬，你的工作对他人越有益，你工作所得的酬金反倒越低，例如垃圾处理者、建筑工人、护士……于是这工作就成了一份“糟糕的工作”。格雷伯觉得，“你几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看成是狗屁工作的背面”。
历史学家罗格斯·布雷格曼（）称格雷伯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和杰出的画家”，而《卫报》专栏画家欧文·琼斯（OwenJones）则称他“是一位智慧的巨人，饱含人性，他的作品激励、鼓舞和教育了许多人”。工党党魁约翰·麦克唐奈（John）写道：“我把大央视为一个特别珍稀的同学和盟友。他打破传统的研究和写作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思维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创新方式。我们还会特别怀念他。”
格雷伯在企鹅兰登书屋的编辑汤姆·佩恩（TomPenn）表示，出版社对此倍感惊讶，称格雷伯是“一个真正的激进分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先驱性的”。
佩恩说：“格雷伯鼓舞人心的工作改变并重塑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法。在他的书中，他那持久的、孜孜不倦的好奇心，他那饱含讽刺而犀利的针对传统偏方的嘲讽，都耀眼着光芒。最重要的是，他想像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奇特能力也发挥了作用，这些能力始于他深刻而持久的人性。能成为他的出版商，我们深感荣幸，我们就会怀念他，怀念他的善良，他的热情，他的智慧和他的友谊。他的逝世所导致的损失难以估量，但他留下的遗产是巨大的。他的作品和精神都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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