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好像就是给我准备的似的非常完美夏禹钟恩淇。

如题图所示，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甫一成立，孙庆伟教授就搭起了这个“最中国”的擂台，邀约陶寺遗址发掘主持人何努博士和本人“打擂”，就陶寺和二里头究竟谁是“最早的中国”争出个高低，结果特让大家失望，没吵起来。

其实这命题一出来就知道吵不起来。因为这不像“曹操墓”，有人说肯定是，有人说肯定不是，有人说只能说可能是，那是必须针锋相对，得给个说法的。而何为“最早的中国”，只能是学者各自的认识和看法而已，不可能也不必有个结论。

就本人而言，当然认为只有二里头，才担得起“最早的中国”的名头。因为二里头是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的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排他的存在。而此前数千年悠长新石器时代，一直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局面，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实体具有核心文化的地位。如果说开启帝国时代的秦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从月明星稀到皓月凌空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二里头就是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第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开启了“有中心的多元”的青铜时代和王朝时代。

前述在“最中国”沙龙上何努博士和本人没吵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也基本同意我的这种阶段划分。陶寺遗址处于“最早的中国”萌芽的雏形阶段，它往往被描述为“最初的中国”。

至于副题，则问题多多。何为“夏的活动范围内”？陶寺遗址所在的晋南当然是文献中关于“夏”的重要区域甚至是核心区域。依最新测年已进入所谓“夏纪年”的陶寺，当然不能排除属于夏的可能。但即便夏存在过，其为何种政治实体，是否在最初已属强盛庞大的王朝，都不可知。从考古学的角度观察到的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最早的中国”，不必也不可能与尚虚无缥缈的传说中的“夏”挂钩。

从侯马开车越过塔尔山到达襄汾，村道如羊肠，在田野里看到一个牌子，写着“陶寺城墙遗址”。夯土的遗迹，看起来规模很大。远处是塔尔山，太行一脉。村里到处有刷在墙上的字迹，写着“尧舜之都”。

陶寺晚期的建筑基址有一座有十一根不同截面的夯土柱排列成圆弧形状的夯土台。从夯土柱形成的圆弧半径十点五米的圆心位置上观测太阳升起时和塔尔山形成的位置关系可以确定一年里一些特点的节气，比如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简直就是《尚书*尧典》里记载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写照。

陶寺至今没有博物馆。我想是因为城址太大了，没办法建成遗址博物馆。或许会有人觉得真的没什么东西可看。但是不觉得在这片田野里，身在城垣遗址中更能体会到那一段古代文明吗？陶寺是出土了不少文物的，山西省博物院就有一些。那些玉制的礼器：璧、琮、璜、戚、钺、玉神面……似乎能让人看到祭祀礼乐的辉煌。还有更为贴近社会生活的陶器：斝、鬲、豆、壶，则更有助于想象人类早期生活场景。

巨大的土鼓、特磬、彩绘龙盘，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文明？黄河中游的陶寺遗址属于龙山文化类型，如果真如所说距今四千年，那么和西周的建立恐怕也就是差一千年，和商的建立可能只有几百年。“最早的中国”也好，“最初的中国”也好，是哪儿都没有关系，文明的发展不是一人之力，也不是一日之功。就算类似于陶寺文化并不是文明的主干，但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枝脉的汇集和力量。